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权 作者：龚忠武 文章发于：本站原创 点击数：1921 更新时间：2006-10-29 热 荐 【字体：小 大】 一、初到哈佛 　　今年是海外钓运的三十六周年，作为一个老保钓，固然青春无悔，但回顾往事，也难免会兴往事不堪回首之叹！ 　　我是在哈佛投入钓运的，就从哈佛谈起吧。 　　每个年青人都有一个梦，我也有个梦。60年代初在台大做研究生搞中国近代史时，就是梦想有一天能够到哈佛拜在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中国思想史巨擘、毛泽东思想权威施华茨（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1916－1999）门下，专心研究、比较和总结近百年来苦难中国历尽坎坷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和成败得失，并进而探索通往一条民主、富强、正义的现代化中国之路。 　　这是年轻时为我自己定下的一个终身治学的长远目标。我多么渴望能够在费正清和许华茨这两位大师的指导下，初步扎实地打下实现这个目标的学术基础。 　　1966年，我的梦想终于成为事实，有幸踏着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林语堂、周一良、杨联升等许许多多我国前辈学人的脚步，走在春天哈佛校园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漫步在秋天枫叶遍地的查尔斯河畔。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的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多么地庆幸能够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求知机会！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无限的美景，万里晴空，看不到一丝乌云。 　　经过三年的埋头苦读之后，终于在1969年5月13日星期二这天上午，通过博士生资格口试（主考官为中国近代史费正清、欧洲近代思想史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 和中国通史余英时），剩下的事就只是写论文了。这三年里，虽然美苏的二元国际大格局正在面临中国的严重挑战，越战的烽火正在中国的南方炽烈地燃烧，文革的动乱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特别是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愈演愈烈；哈佛校园也不时爆发示威罢课、占领行政大楼等激烈的抗争活动，有时整个学校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虽然内心深受触动，但还是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的。 　　课余之暇，仍可同当时在哈佛执教的余英时、叶嘉莹（均为1966年来哈佛执教）和来自台湾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人或进修的学者，例如文崇一、陈文石、孙同勋、赵中孚、谢清俊、詹春柏（现任国民党秘书长）、黄任中（前台湾行政院院长黄少谷公子，时在波士顿市政府任职，後回台湾经营电脑业致富，现已故世）等，或品茶论道，或郊外踏青，或请客吃饭，或玩玩麻将，或下下围棋，或送往迎来，日子乱中取静，过得倒也逍遥写意。 　　但这只是表面的暂时平静，实际上从到哈佛的的第二年起，特别是从1968年起，苦闷、抑郁、日益对哈佛学派的疑惑，已经逐渐在我的心湖里形成了汹涌的暗流。初来哈佛时的兴奋、乐观的心情已经逐渐消失，一旦有引爆的导火线，这股深藏在内心的苦闷及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就会像洪水决堤一样爆发出来。 　　1970年底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首先响起的钓运春雷就是这种导火线，它将我从绮丽的哈佛之梦的主观愿望中震醒，激发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和关怀国事世事的激情。激情使我脱离了正常的学院道路，走上了不可知和充满变数的未来。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我是钓运的一代，钓运在我身上无可避免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二、钓运春雷在哈佛回响 　　1971年1月28日这一天，是改变我一生方向的大日子。这一天，大波士顿地区来自港台的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的廖约克、戴永生、余珍珠、陈达怀、祝开景和我，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朱耀奎和甄仕坤等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响应已经在全美国各地此起彼应的钓运春雷。 　　由于我来自台湾，又经常在当时台湾的《大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小有文名，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搞理工的，只有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所以推我出来担任大会主席，作主题发言。在发言中，我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并呼吁华人一致对外，但对于国民政府的颟顸无能，我却网开一面，避而不提。可见当时我是有政治顾虑的。当然，这引起了某些香港同学的不满。 　　但是，我毕竟作出了个人的政治选择，迈出了第一步；从此，我告别了哈佛的苦闷抑郁岁月，投入了充满浪漫激情的学生运动；也就是说，我在哈佛的后一半――1971年至1975年――是在浪漫激情的岁月中度过的。钓运与我，我与钓运，就这样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不过，由于不擅长组织示威游行的群众活动，又没有发表煽动性演说的口才，所以我在钓运中只能「带笔从戎」，带着一只笔，为钓运搞一些文字宣传。 　　按理，爱国反帝有什麽错？可是，反政府那可是件带有严重后果的事。香港同学例如廖约克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在钓运中总是带头冲锋，勇往直前，而台湾同学却不能不考虑到由此可能为台湾的家人带来麻烦，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前途蒙上阴影。所以言行上，在钓运初期往往显得踟蹰不前，犹疑不定。 三、钓运前的觉醒 　　当然，我们这些大波士顿区的港台留学生这时一下子跳出来决不只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了一段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阶段；那就是在1969年下半年和1970年这段期间，也就是我在「天下大乱」的国际大气候之下，愈来愈感到苦闷的一年多里，我们不断受到美国学生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的刺激和鼓舞，同时更受到来自大陆文革「造反有理」的思想的启发和激励。于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校的港台留学生便成立了由廖约克主持的学习小组，不定期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革命史，西方帝国主义史，以及鲁迅和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小说。当然，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是必读的书籍。由于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所以常常被推出来作报告。 　　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进行了自我改造，扬弃了过去在台港接 　　受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转而同情并进而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千万别小看了学习小组的历史意义，它在冷战时代头一次使海外年轻一代的 　　台港留学生开始觉醒，扬弃国府，认同祖国，并融入中国历史的主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为中国的最终统一在海外播下了思想的种子。 　　这种转变可以从廖约克当时向小组提出的一个书面意见略窥端倪，并可以从中了解到哈、麻两校老保钓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 　　 　　如何能抓住历史的主要矛盾？还是那句老话：提高警觉，坚定立场。怎样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主动地去学习至少使我们有直接感受的问题。鲁迅留学的转变及对青年的批评与期望，胡适对西方社会的了解等等。而最主要的是看帝国主义今天在越南、金边、在南美、在非洲、在本国的黑人社会干了什么。 　　在港台，与我们姐妹们年龄相仿的被美军凌辱的少女们，在越南中弹后仍俯身去掩护他弟弟的一个七岁的小童，在芝加哥被射杀在床上的黑豹党的领袖，对于他们，什么是帝国主义及什么是认同等问题，相信是不存在的。 　　同学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心去了解一下这些在血泊中辗转的人民，我们当更会深刻地体会到百年来中国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我们当更明白在美国为虎作伥的意义是什么。很难想象一个人若能对眼前被压迫民族的苦难视若无睹，却会对几十年前祖先们的痛苦感到义愤填膺，热血满腔。 　　 　　这是他1970年初写的，其中他使用了矛盾的概念，他具体地联系到国际现实来批评帝国主义，他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同情，他由此联想到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苦难。这是一个中国青年精英对大时代发出的怒吼，吐露的激越心声！ 　　 在他的影响下，小组其他成员大致也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所以，在71年初在哈佛召开钓运大会这样的群众大会时，我们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做好准备，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我想美国其他各地的校园也是同样的情况吧，否则钓运不会像星火燎原一样，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地。 　　由此可证，钓运不只是海外留学生和华人的一次政治运动，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反共反华的冷战思想的反动，是一次深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思想运动。所以，当时也有人比喻说――据说，周恩来就曾对回国访问的保钓健将说过――钓运是海外的一次新五四运动。是的，通过钓运，海外的留学界和华人社会，普遍地觉醒了，决裂了，并认同和回归祖国。 四、费教授，你错了！ 　　70年这一年，我正在开始构思论文的题目，正在为「写什么和怎么写」而烦恼。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的思想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引起我思想转变的直接诱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方才提到的哈佛的钓运和学习小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诱因就是我哈佛的美国反战同学，例如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维克托•倪（Victor Nee，华裔美人）（社会学系） ，乔恩•利文斯通（Jon Livingston）、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 ）（日本史）、托马斯•恩格尔哈特（Thomas M. Engelhardt）、詹姆斯•莫雷尔（James Morrell）、林培瑞（Perry Link）（都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等，对我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有的是费正清中国近代史讨论班上的同学，有的甚至是室友（如利文斯通和莫雷尔）。他们不仅是当时哈佛的反战健将，而且在全美高校的反战运动中也起着带头作用。 　　他们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反战学潮中，大胆地对费正清说，你错了。这真使我这个一向视费正清为不可挑战的学术权威的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原来费正清也有错，也是可以批判挑战的。 　　这些美国同学向老师造反，向体制挑战的勇气，给予我这个来自台湾的笃守师道尊严古训的外国学生很大的鼓励和启发！于是，费正清在我的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开始动摇了。 　　这些美国同学对我思想的转变主要是来自同他们朝夕相处的言行，以及他们的反战文章和他们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 学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上进行的针锋相对的精彩辩论。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不值得花美国人的钱让美国青年去送命，所以他们基于一个学者的职业良心，一定要坚决反战。他们进而从理论上分析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泥沼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是僵硬的美苏两极的反共反华的冷战思维，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问题的敌视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就是这种围堵中国的理论和大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 　　1968年美国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他们深深感到，整个天都要蹋下来了；过去他们深信的美国基本价值、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学关系、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现在都面临信仰的危机，都需要彻底从新审视。一时间，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文明突然变得一无是处，都出了问题！ 　　我的好友和室友，佩克和利文斯通于1968年10月间，同费正清和沃格尔进行的冗长的辩论的焦点，是质问他们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们认为，这是根本违反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费正清被迫被动性地回应说，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并可从中央情报局得到保密的资料。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中国学的真实面貌，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是个幌子，中国学骨子里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驯服的工具，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所需的理论依据而已。 　　这些前所未闻的、令人震惊的反战、反权威、反现行体制的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哈佛作为一个维护学术独立和尊严的信念，使我对费正清一手建立的美国中国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打了个大问号；连带地使我原来在台湾国民党长期教育下形成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以致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严重到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确切地说，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虑，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适成鲜明的对比。我的哈佛之梦，开始幻灭了！ 五、另起炉灶 　　因为我的美国同学们和他们的同志，例如哈佛的利•卡根（Leigh 　　Kagan）、威斯康辛大学的埃德•弗里德曼（Ed. Friedman）, 华盛顿大学的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等，他们假定导致越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哈佛学派为首的中国学学者通过他们的著作和建言，向当道提供了关于中国的错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并严重误导了美国公众。所以他们在1968年3月利用亚洲学会年会之际，将越南问题核心小组(Vietnam Caucus)扩大成为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长期推动对亚洲研究和中国学的重新评价。同时一方面纠集全美各地的反战同志，出版了CCAS 学报，作为他们反战的言论园地，另方面纠集一些研究生或教授另起炉灶，撰写专论，从理论上批判以费正清学派为主的现代化理论，并建立同情共产中国的进步的自由主义左翼的解释体系。 　　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美国同学决定写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论集。1971年1月15日，该书的共同主编佩克和倪正式通过纽约一家有名的兰登出版社（Random House）所属的潘西恩书局（Pantheon Books）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写作班子，我欣然接受，并全力以赴。我被指定负责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变化的这个侧面，追溯文革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 　　具体而言，我之所以乐于参与这项事业的基本动机与我的美国同学是不同的；我的出发点不只是反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篇专论，试图从西方中国学学者的手里夺回中国自由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甘愿放弃的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权。所以我和这些美国同学是同途而殊归。 　　由我来写这篇专论，我所具备的资格还是比较充分的，除了我在哈佛三年的方法学训练和对西方近代思想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掌握之外，我还具备另外两个比较优越的条件：一个是1962至1966年我在台湾当研究生时，曾经参与编辑由陶希圣主持、蒋君章主编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当时的同事有李敖、张俊宏、陆宝千、张国兴、郎德渝等），从而对上至清初下至民国北伐期间的三四百年历史的走势和文献档案，是比较熟悉的。我在这方面的独特经验，大概是费正清所有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国学生中，包括张灏、郝延平、李欧梵，还有我的同班同学居蜜（居浩然女公子，居正孙女）都欠缺的。 　　其次是，我的进步的左翼立场和观点正在稳步形成中。1969年和1970年，我写了〈略论美苏两国的中国学学者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基本分歧〉、〈试论西方中国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几个错误假定〉，分别发表在1969和1970年的《大学杂志》。1971年又在美国由张系国主持的《大风杂志》发表了〈中国历史波动论〉。在这三篇文章里，我已经大体上形成了我对中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异于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我的思想倾向这时已明显地开始向左转了。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基本分歧〉和〈错误假定〉两文中，我强烈呼吁中国历史学者应当从速从美苏的中国学学者手里夺回中国历史的解释权，并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一套解释体系；当然，这是我从一个海外学者的立场呼吁的，实际上文革时期大陆的史学家们正在猛烈批判美苏两家的史学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台湾那时的文学界里已经有人例如唐文标（台大数学系教授），开始批判文学的现代主义和现代诗，最后于1978年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乡土文学大辩论。然而台湾史学界却一向是保守反共的新儒家和自由主义共治的天下，所以我的文章出来后，应者寥寥，几乎没有激起一点波澜涟漪。 　　所以，基于这些考虑，我是有信心可以完成他们所交付的任务的。 六、终于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脉动了！ 　　但是，这不是一篇二三十页的小文章，而是一篇无论就内容、时间跨度和篇幅而言，都相当于甚至于尤胜于博士论文的大文章。为了撰写这篇文章，这几年中我系统地大量阅读了大陆近现代史家和思想史家如范文澜、胡绳、黎澍、刘大年、侯外卢、李泽厚等学者的著作和大陆报章杂志上的有关专论；当然毛选和马列经典也是必读和精读的书籍。此外，也阅读和参考了大量有关的英文书刊专论。 　　花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也就是相当于撰写一篇博士论文的时间，终于于1974年中完成了这篇题目为“Cultur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1840－1969）”（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的长达103页印刷页（非打字页）的专论，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写到1969年，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一百三十年。拙文的中心思想是结合锐利的阶级分析观点和韦伯的理性分析法，说明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西方意义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而是由于国家长期沉重的外债、连年内战和帝国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下的长期经济侵略，在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制造了无数的贫困农民和工人的无产阶级，这是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广大的无产者极端不满现状，渴望推翻现状，所以要求革命，投入革命，成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无穷无尽的人力来源。其次是结合辩证法的主观能动性的概念和儒家的道德直观法，说明毛如何在文革中改造中国历代一脉相承的「公」的概念，在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上赋予现代内容，从而在毛泽东思想里引入了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在当时进行扬法抑孔、儒法斗争的大气候下，提出这样一个肯定儒家积极成分的论断，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对我个人来说，撰写这篇专论的过程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尝试以阶级分析为主，兼采韦伯和儒家的两家之长。无疑地，这是我个人当时思想上的一次质的巨大飞跃。 　　在撰写这篇专论的过程中，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加深了，并总结出了三大基本规律，也可以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的三大政治前提：必须建立一个可以自由行使主权和意志、充分支配物质、精神和人力资源的强大的国家权力核心；其次是必须阻止和彻底清除外力，也即彻底抑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粗暴干扰和无端阻碍；三是必须让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过上温饱的生活。具体言之，就是让中国不再挨打，让中国人不再挨饿。否则，一切现代化的谈论和努力，都将流于空谈和徒劳。 　　对于如何提供这三个涉及国脉民命的政治大前提，国民党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治国方略和思维模式，对陷于「国亡、种灭、教毁」的三大深重危机的苦难中国而言，是完全苍白无力的（今年4月连战在北大的演讲，基本上仍然没有超出这个导致国民党在大陆丧失政权的思维框架），甚至还会使危机加剧；形象地说，就像座美女雕像，虽然好看，但却没有生命；当然，如果在和平时期，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的领域里，还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的。但中共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和思维模式，无论在革命年代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展现出一种充满摧枯拉朽、起死回生的蓬勃朝气、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这正是一个垂亡挣扎的古老中国文明所亟需的良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对我产生强大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所以，从此我的治学思想转而同情和选择性地接受了中国社会主义。这个个人思想的革命式转变就是在这个激情的岁月里完成的。 　　历史学者很像一名社会医生，根据历史事实来诊断社会的病因。过去我这个社会医生，学的是传统儒家和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本领，结果始终把不出中国社会的脉动。自从通过毛泽东思想――遗憾地是未能等到通过邓小平理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之后，我开始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脉动了。这个结果真使我喜出望外，兴奋莫名！ 　　我到哈佛留学取经不正是要学到这套本领吗？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不是从费正清、施华茨那里学到的，而是从批判他们的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学到的。这是我到哈佛之初怎么也没有料想得到的！ 七、大功告成 　　我们的专论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于1975年大功告成，正式出版。其中一共收了四篇论文，佩克、倪和我各一篇，加上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 纽约皇后学院教授）的一篇, 我们分别从理论、文化思想、制度、心理动机和政治运动等各个角度来分析文革。专论集是当时有关文革的一本比较有份量的专书，厚达500页。全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在美苏两家之外，另创一家；左批苏联以革命正统自居的修正主义，右批西方的为发展中国家构建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然后以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为依据，建构一套崭新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群众路线理论。文革就是毛的这种模式的理论构建和具体实践。 　　随后许多书评也出来了，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主编保罗•斯维齐（Paul Sweezy）和《翻身》作者韩丁（William Hinton）都给予高度评价。拙文也颇获好评；其中有一个书评家约翰•康拉德（John Conrad）甚至说，拙文是整本书中最扎实的力作，并指出拙文的观点相当持平（balanced view）。接着他赞誉拙文说：该文简明扼要，肯定是全书中最扎实的力作，自成一家之言。如果想要对本书和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好好读读这一节就够了。“Concisely written, this article is definitely the strongest section of the book, and it is able to stand on its own. Any reader wishing to get a feel for the book and Chinese history would do well to read this section.” 但是深获我心、最能道出拙文特点的还是《柯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的编辑们，他们锐利地指出我强调毛泽东在文革中发挥儒家传统中的主观道德的能动性作用，从而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有别于列宁的客观理性能动性的重大贡献。（An article by Kung Chung-wu provides solid material on Mao’s fundamental continuity, not only with Confucianism and its “subjective emphasis, but with Western rationalism. Kung contends that the continuity of this ethical tradition is part of Mao’s “great contribution to Marxism.”）是的，我将三家即马克思主义、儒家和西方的理性主义融合于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之中，没有偏激过左。这是我的个性，也是我一向奉行的兼容并蓄的基本治学立场。 　　这些书评，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它们告诉我，我这几年辛勤的笔耕终于结出了硕果！ 八、该来的终于来了 　　由于这篇文章的问世，个人认为，我当初到哈佛深造和求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学术目标基本上可以算是达到了，虽然是走了同我的老师费正清和施华茨相反的道路。但是，我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这原本也是意料中的事，该来的总是要来了。 　　首先是，我同我的那些奉儒家和自由主义为治学圭皋的师长们和师兄弟们，愈来愈没有共同语言。我的师长们，费正清、施华茨、余英时，都曾试图劝说我不要卷入学运，回到研究室里安心撰写论文。有天早上，那是1972年的某个春天早上吧，费正清让他的秘书小姐特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以严肃的语气提醒我尽快动笔，撰写论文。余英时在这前后也把我叫到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的研究室，晓谕我参加学运的利害，言下之意是希望我从速「迷途知返」。我的同班同学，詹姆斯•里夫斯•普西（James Reeve Pusey）（哈佛前校长内森•普西Nathan M.Pusey的儿子，已故汪德昭教授的女婿），也好意地做过这样的尝试。 　　但是我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因为我是不惜为求索中国现代化真理付出高昂代 　　价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近现代史的专业学者，这种求索就是他的学术生命的真谛。我怎么会就这样听从他们的劝说而回头呢？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善意，特别是费正清和余英时的殷殷关切，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其次是，我在哈佛求学的这段岁月，都是靠哈佛燕京社的研究金赞助支持的。本来，领取研究金的人当然有义务撰写论文，提交论文，然而这些年来，从1971至1974年，我一方面撰写那篇文革的文章，另方面却不时参加保钓同志们举办的示威游行和召开的各种讨论会，例如1971年4月10日的华盛顿大游行，同年8月初的布朗大学美东讨论会，9月初的密西根大学中西部国是讨论会，以及后来几年的儒法斗争讨论会等；此外，还同尹梦龙等创办《群报》，同谢定裕和黄庭芳等合办《新境界》，并且还经常为《七十年代》、《盘古》、《广角镜》、《大风》等杂志写稿。 　　在费正清的眼里，我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作为我的指导教授之一，他焉能不为我担心。可是，在那段浪漫激情的时代，不止我这个中国学生「不务正业」，他的许多美国学生也都是「不务正业」，其中有好几个后来根本离开了哈佛，放弃了学业。从这个大环境下来看，我的言行，并非特例，几乎是当时美国各大学研究院反战学生的通例。 　　话虽然这么说，但家有家法，校有校规，费正清看到口头上既不能劝我回头，只好形诸文字，三番四次地以私函催促我提交论文。我只好表面上敷衍他说我正在撰写中，而实际上却仍然我行我素，照旧搞我的学运活动，写我那篇文革专论。 　　鉴于我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撰写「不务正业」的专论，而「应务正业」的论文竟然一直没有下文，费正清理所当然地就停了我的研究金。就在这个断炊的1973年吧，国民党波士顿总领馆，也落井下石，于当年11月1日正式来文以「台端申请护照延期事，经呈报有关机关未获核准」的理由，吊销了我的护照，让我在美国成了一个非法居留的无国籍人士。接着移民局通知我三个月内离境，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于是，在随后这一年多里，在生活费、身份、论文这一大堆问题的折磨下，我的身心真是备受煎熬！ 　　为了解决身份问题，1974年只好到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办事处，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以便在美国合法居留，继续撰写我的论文。当时，我恐怕是哈佛校史上第一个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中国留学生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被吊销护照的台湾保钓留学生当然不止我一个人，还有李我焱、徐守腾、林孝信、郑培凯、虞光等等一大批，但必须强调，我们没有一个――我要再强调一下，没有一个――以政治迫害为理由而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的。所以我们对那些六四之后滞美不归的大陆民运人士，不顾国家尊严和个人人格，纷纷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领取绿卡的背叛行为，是非常不齿的。 九．重新拾起论文 　　为了长期解决生活问题，1975年初只好进联合国当一名国际公务员，既解决了饭碗问题，又解决了身份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外界一般把进入联合国服务的老保钓视为特权分子，我不知道别的老保钓是怎么想的。但对我而言，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只是亟需一个不受政治干扰的安定环境和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从而可以定下心来撰写论文和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爱国活动。我曾经向费正清和施华茨请求将我刚发表的专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但是施华茨说，哈佛不接受出版了的文章作为论文。所以，我被迫只好重新拾起被搁在一边好几年的文稿了。 　　虽然业余时间比较多，但无法集中使用，所以接连利用两个暑期（1978和1979年）向联合国申请留职停薪，到哈佛继续收集我的论文资料。当时联合国内有些热过头的保钓朋友竟然为此指控我搞白专。如果要给在学术上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加上白专的罪名，我愿背上这个罪名。 　　正当我在联合国利用业余之暇撰写论文的时候，国内外的大气候又发生了巨变，越战结束了，反战运动急剧降温了，毛周相继辞世，燃起激情的三大炽热火源都消失了，激情随之自然逐渐冷却下来，归于平静。这为我可以以比较清醒冷静、客观持平的心情撰写我的论文，提供了有利的大气候。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由于文革被彻底否定，被批得一无是处，我们的专论集自然也成了不受欢迎的「黑材料」，从畅销书变成无人闻问，而逐渐被人淡忘；中国官方正式将文革的历史束诸高阁，让它尘封起来。而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甚至不惜把个人的学术生命压在上面，才打造出来的新炉灶一下被砸得粉碎。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也实在太令人失望了！于此足证，不论中外古今，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多么紧密的结合。因此一个历史学者要在一个风云变幻莫测、错综诡谲的国内外大气候之下，探索历史的真相，真是谈何容易！ 　　这是不是说，费正清当初对我的规劝是完全对的呢？ 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说全对，因为作为费正清的学生，我同他的分歧，已经超出师生的情谊，而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中国革命、中国在世界的定位，以及中国现代化方向等这一系列的大是大非的学术问题；我的挫折困顿，应当是任何人在求索真理的过程中，在走自己的道路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历史总会有一天证明，我将是他的笃守哈佛校训「追求真理」的中国学生之一。 　　本着这种追求，我选择将晚清的著名儒臣张之洞的思想作为我的论文主题，因为他的《劝学篇》是一个晚清儒臣（康有为、梁启超不是儒臣，只是儒生），一个中国帝王之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为了将官方儒学现代化所作的最后的一次主要努力。他的内（圣）外（王）的唯心辩证思维同李大钊、毛泽东的上（红）下（专）的唯物辩证思维是相反而相成的。通过他，可以将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同毛泽东一手开创的现代的「人民之学」有机地贯通联系起来。所以，我的论文是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六年後，也就是1981年的春天，我终于提交了论文，正式完成了我在哈佛漫长的艰辛求学过程。对于我的这份执着，相对于某些老保钓的中道而废，有始无终，自己还是颇感安慰的。 　　实际上，在哈佛这段漫长的求知求真的过程中，我一共写了两份都是高质量的论文。其间我还积极投入了钓运，参加讨论会，发表演讲，还为左翼报刊写了难以计数的文章，并以业余时间担任一家小周报《华报》的总编辑（现在香港的大导演徐克，原名徐文光也是合作者）。所以我是丝毫没有虚耗我的宝贵的哈佛青壮岁月的。当时像我这样一个不循常规的哈佛研究生，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 　　不过，我要特别感谢费正清和施华茨两位教授的雍容大度，让我这个「离经叛道」、「背叛师门」的中国留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我在哈佛的学业。这在一般大学和中国社会（包括两岸三地）是很难想象的。这不仅显示近代欧美学术界自由独立研究的优美学风，也突显了费正清、施华茨这样宗师级的大学者，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客观和独立性，允许学生向自己挑战的可敬风范。在我国唐宋的盛世时期，我们也曾有过类似的优美学风，但随着皇权的日益高度集中，明清以后荡然无存，实在令人追慕不已！ 　　论文提交之后，我曾向施华茨提出我想离开联合国，到学校教书，但是他好意地建议说，他可以推荐我到香港或新加坡的大学去。如果在美国教书，我的意识形态将会为我带来很多的困扰和麻烦。经他这麽一说，加上我已有家室之累，更是难以轻言搬动。所以，以后就没有再向他提起教书的事。此后就一直安心留在联合国做个业余的历史学者，继续一本初衷，专心研究、比较和总结近百年来苦难中国历尽坎坷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和成败得失，并进而探索通往一个民主、富强、正义的现代化中国之路。 　　这是我终生的治学目标，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只能以屈原的话来自勉：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我的执着，直到人生的尽头！ 十、小结――呼唤理想主义 　 　　读完了拙文的读者们或许会问：受了这麽多的磨难，走了这麽多的弯路，真的值麽？ 　　当然值。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抚今思昔，我仍然无怨无悔；甚至还引以为荣，深感自豪。 　　钓运激发我理想主义的激情，才使我有勇气背叛师门，同我的过去决裂；才敢顺从历史潮流，认同祖国，回归中国历史的主流；才有机会学习和运用锐利的阶级分析方法。 　　我也曾以满腔的热情投入钓统运，并丰富了钓统运。 　　就这两条，我觉得再大的磨难，再多的弯路，也值得承受，值得去走；如果有机会让我再做一次选择，我将会毫不犹疑地、潇洒地再走一回这条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老路。 　　不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要有点理想的，否则人生剩下的将只是一片空虚苍白；否则这个国家或民族，纵然经济上富庶繁荣，文化上必将苍白无力，没有精神灵魂。在今天这样一个一切望钱、望权看的世道下，我们是多麽地亟需发扬和传承当年海外我们这些老保钓曾经为之奉献牺牲的关心国事、天下事的高尚爱国主义情操和激情的理想主义精神啊！　　

转帖：《论语》趣 　　我很羡慕上过私塾的人，“四书五经”读得烂熟。我生在旧时代的末端，虽然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里都有国文课，国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学、理科和英文。我自知欠读的经典太多了，只能在课余自己补读些。 “四书”我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样儿，各不相同。孔子最爱重颜渊，却偏宠子路。钱钟书曾问过我：“你觉得吗？孔子最喜欢子路。”我也有同感。子路很聪明，很有才能，在孔子的许多弟子里，他最真率，对孔子最忠诚，经常跟在夫子身边。孔子一声声称赞“贤哉回也”，可是和他讲话，他从不违拗（“不违如愚”）。他的行为，不但表明他对夫子的教诲全都领悟，而且深有修养。孔子不由得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因为他没有反应。孔子只叹恨“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路呢，夫子也经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例如“由也兼人”“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欤？”“子路无宿诺”等。子路听到夫子的称赞就喜形于色，于是立即讨得一顿训斥。例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孔子接下就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曾称赞他假如穿了破棉袍儿，和穿狐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能没有自卑感，引用《诗经·邶风》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子路终身诵之。孔子就说，这是做人的道理，有什么自以为美的。又如孔子和颜回说心里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就想挨上去讨夫子的称赞，卖弄说：“子行三年，则谁与？”夫子对子路最不客气，马上给几句训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欢。“吾觉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指的可能就是以文学见长的子游、子夏。子游很认真要好，子夏很虚心自谦。夫子和子游爱开开玩笑，对子夏多鼓励。 子贡最自负。夫子和他谈话很有礼，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明明说“君子不器”。子贡听夫子称赞旁人，就问“赐也如何？”孔子说：“汝器也”，不过不是一般的“器”，是很珍贵的“器”，“瑚琏也”。子贡自负说：“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我亦欲无加之人。”夫子断然说：“赐也，非尔所能也。”孔子曾故意问他：“子与回也孰愈？”子贡却知道分寸，说他怎敢和颜回比呢，回也问一知十，他问一知二。孔子老实说：“不如也”，还客气地陪上一句：“我与尔，勿如也。”子贡爱批评别人的短处。孔子训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会打算盘，有算计，能做买卖，总是赚钱的。孔子称他“善货殖，亿则屡中”。 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宰予不懂装懂，大胆胡说。孔子听他说错了话，因为他已经说了，不再责怪。宰予言行不符，说得好听，并不力行。而且很懒，吃完饭就睡午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说他是看到宰予言行不一而改变的。宰予嫌三年之丧太长，认为该减短些。夫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父母死了没满三年，你吃得好，穿得好，心上安吗？宰予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不守三年之丧吧。宰予出，夫子慨叹说：“予之不仁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予有口才，他和子贡一样，都会一套一套发议论，所以孔子推许他们两个擅长“语言”。 《论语》里只有一个人从未向夫子问过一句话，他就是陈亢，字子禽，他只是背后打听孔子。他曾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必闻其政”，是他求的，还是人家请教他呀？又一次私下问孔子的儿子伯鱼，“子亦有异闻乎？”伯鱼很乖觉，说没有异闻，只叫他学《诗》学《礼》。陈亢自得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孔子只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伯鱼在家里听到什么，不会告诉陈亢。孔子会远其子吗？君子易子而教，是该打该骂的小孩，伯鱼已不是小孩子了。也就是这个陈亢，对子贡说：你是太谦虚吧？“仲尼岂贤于子乎？”他以为孔子不如子贡。真有好些人说子贡贤于孔子。子贡虽然自负，却是有分寸的。他一再说：“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陈亢可说是最无聊的弟子了。 最傲的是子张。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子游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于并为仁矣。” 我们看到孔门弟子一个人一个样儿，而孔子对待他们也各各不同，我们对孔子也增多几分熟悉。孔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也全无道学气。他爱音乐，也喜欢唱歌，听人家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大概是要学唱吧！他假如哪天吊丧伤心哭了，就不唱歌了。孔子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人，《论语》是一本有趣的书。 　　　　　　　　　　　　　　　　　　　　（摘自杨绛先生《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转贴的文章，大部分是我不熟悉的领域。转贴过来，自己顺便看看，权当了解而已。 最近两篇文章排版有误，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原文阅读。 最近生活开始腐朽沉寂，没有太多的激情。也许年龄大了，人也懒了吧。 申请的事情反而做的不多，不觉得现在做的研究叫做研究，倒是更像是在宅在屋里自欺欺人，自编自导的笑剧，于社会与他人贡献不大。 倒是希望利用在北大的最后一点时间，多学一点人文社科的东西，毕业后恐怕再没有机会了。

江村经济六十年—费孝通教授访谈录 　　记者:费老，半个多世纪以前，您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一个乡村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请问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作这本书的?《江村经济》的调查和写作，对您后来的社区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可以说是由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所促成的。 　　我最早到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是在1936年。那年夏天，我因在广西大瑶山调查受伤而回家乡休养。在此期间，我接受我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去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这个村里帮助农民办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那是我国农民合作创办的最早的乡镇工业之一。它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然后启程赴英国留学，在去伦敦的船上，我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起了个学名叫“江村”。 　　我到英国后，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的老师建议我根据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我在导师马林诺斯基指导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重写，由他推荐给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名PeasantLifein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文称《江村经济》。直至1986年，该书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 　　我在“江村”实地调查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使我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更加坚定，我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提出了农民温饱的“小康水准”、“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乡土工业重建”等问题和想法。直至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工作，都是围绕中国农民脱贫致富这个主题做的文章。 　　记者:建国后，您曾数次重访“江村”，“江村”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给您留下一些什么印象? 　　费孝通:我第二次重访“江村”是在1957年，前后相距21年。我在“江村”看到农业有了发展，粮食产量提高了，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也看到工副业被忽视了，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农民虽有土地可耕种，却只能种粮食，手里没有钱花，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和各种集市也萎缩了，这使我忧心忡忡。我在《重访江村》一文中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但是这种主张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不但没有被接受，“反右”时还受到了批判。我从“江村”回到北京不久，即被打成“右派”，从那时起直至“文革”结束，我失去了继续进行农村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机会。 　　1980年，我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生活，从1952年就被取消的社会学也得到恢复和重建。我重又拾起被迫中断了20年的“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些什么事”的实践课题，重新开始农村调查工作。我急切地想实地看看我十分熟悉的“江村”经过这20年风雨后的样子。于是，在1981年，我三访“江村”。这次访问，我高兴地看到了“江村”当时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前列。而在1978年，“江村”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什么“江村”的农民收入能这么快地增长?我通过实地考察，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互相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让我特别兴奋的是，我在“江村”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而且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也显露了苗头。中国人口有十多亿，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情下，我认为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可能分散到广大农村里边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的意图，是使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我看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江村”的变化不是孤立的，“江村”所在的吴江县的各个集镇也都表现出活跃的迹象，商品交换多了起来，城镇居民普遍增加。其中有名的吴江七大镇正在从先前冷冷清清的衰落景象里抬头挺胸，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吴江我还看到了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变化，这就是由于乡镇工业办得好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绝对数字却在明显增长，增长速度也比工业不发达的乡村要快。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实，它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的一个崭新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条工业化道路不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改革实践中的新创造。 　　记者:您从“江村”开始的中国社区研究历程，是怎样逐步深化的? 　　费孝通:“江村”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是我认识中国农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但我的目的并不限于了解这个小小的乡村，而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但是怎样从这个起点出发去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又怎样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呢? 　　1981年我三访“江村”时，注意到吴江县各个集镇上的人口无不在迅速增加，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势头。而在过去，50年代它们都曾进入过一个衰落时期，人口下降，百业萧条，到70年代后期陷入谷底，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现在这些集镇怎么会突然兴旺起来呢?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注意到当时正在异军突起地发展着的乡镇企业。因为这些是乡、村(当时称公社、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一般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这些集镇上新办的工厂纷纷到农村里去吸引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乡镇工业带来了繁荣，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面貌大变，于是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生活改善了。 　　1982年后，对欣欣向荣的集镇发展的关注促使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超出了农村的范围，我开始了调查研究小城镇的课题，(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是把它看成是城乡的结合部，我称之为小城镇)并提出了对小城镇进行“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我调查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包括七大镇、十几个小镇的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和江苏全剩同时，在研究队伍上也扩大了，再也不是我个人单枪匹马，而是组成了一个分工合作、集体讨论的研究小组。使研究调查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可以说是从“江村”走向了小城镇。 　　记者:费老，您刚才谈到，对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带来的小城镇的兴旺繁荣的关注，使您的社区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扩展。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越来越突出，小城镇建设问题也日益引起各方关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小城镇既不科学，也不经济，还污染环境，是资源配置上的一种浪费，解决农村剩余人口问题要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小镇城建设在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应放在什么位置上? 　　费孝通:19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小城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它。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目前已有12亿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十几亿人吃、注工作的确是个大问题。多年来，由于我们严格控制城乡人口流动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民进不了城，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十来亿人如果都住进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钱建设多少个大城市?这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我主张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者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目前我国城乡还存在二元分割结构和所谓城乡“三大差别”，我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 　　在小城镇的建设过程中，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不讲规划等各种问题初期也是难免的，只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科学规划，我相信会逐步好转。 　　记者:在小城镇的研究中，您多次提到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一概念，例如，您曾提出过苏南模式、温洲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等，请问“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费孝通:模式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比如，苏、锡、常、通这几个地方乡镇工业的来历和发展机遇类似。它们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有权在社员的劳动所得的积累一部分资金，用来兴办集体公有的工业，叫社队工业。到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苏、锡、常、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我称之为苏南模式。 　　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 　　如前所说的苏南发展的路子，是通过公社这个集体经济和积累，有足够的资金一步到位地把工业引进了农村，借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机遇，快速地发展起乡镇企业，带动了经济的整体发展。但具备苏南这样条件的地区并不多，那些在公社的集体经济实体解散后再要办工业的地方，就得从其它渠道取得兴办工业的启动资金了。温洲人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温洲原来也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单靠农业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当地农民就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一时浙江人满天飞，远到边区的小镇上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省吃俭用，把在外挣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洲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形成了“小商品，大市潮。我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作“温洲模式”。 　　模式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反映出我走出苏南以后观察范围的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起初我是用小城镇的功能，如农贸中心，行政中心，工业中心等来区别不同“类型”。后来我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许多过去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在主要功能上逐步趋于一致，于是我提出模式的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各种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并没有追问由每一种模式所覆盖的地区有多大，划出各种模式所占的区域，这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区域发展”这个概念。 　　记者:“区域发展”这一概念是否是您继小城镇“模式”研究之后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 　　费孝通:是的。1984年我的研究跨出了江苏省界之后，分成两个方向扩大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在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矗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征，具有相同地理条件的地区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1987年我在甘肃调查时，注意到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两麓居民除汉族外还有一些人数较小的少数民族，它们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夹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的接触和过渡地带。当时，我从回族聚居的甘肃临夏越过省界到青海的海东地区，一查历史知道这一带正是明代以来茶马贸易中心河州的故地。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大概只有利用它特有的历史传统，恢复它作为农牧贸易的基地，把临夏和海东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成为向青藏高原发展贸易的中心。我把这个想法同当时两省的领导讲了，得到了他们双方的赞同，我就向中央提出了两地建立一个经济协作区来发展农牧两大区域之间贸易的建议。这个建议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标志着进入区域发展研究的开始。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丰富了我社区研究的内容。 　　我在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内蒙两个民族自治区作了实地考察后，看到了青海的龙羊峡到内蒙的托克托河段的黄河上游沿岸地区，正处于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四大民族自治区的中心，是西部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些的多民族聚居区。为此，我提出了“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并在1988年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建议得到了中央和两省区领导的支持。这个建议是从广大区域出发来设想怎样推进经济发展的路子，可以说是区域经济这一概念落到实处的例子。 　　80年代中期我曾研究过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这地区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格局的特点。我称之为“珠江模式”。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香港经济的扩散。在1988年考察南岭山脉时，我把开发这一片瑶族聚居区的希望寄托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扩散上，提出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的经济区域格局。后来我又在《珠江模式再认识》一文中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开始考虑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说明我的经济区域概念又深化了一步。 　　浦东开发以后，我以为应充分注意区域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对上海的要求。当时在大陆建设几个香港的设想已经提出来了。这使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建设东方大港的方略，进而想起本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包括58家外国银行分行在内的168家银行使上海成了亚洲的重要金融中心。当时占全国50%到80%的商品进口量和占全国60%的茶叶和猪鬃出口量又使上海成为我国外贸和商业中心。建国以后上海的经济地位虽已大不相同，但到90年代初期，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方向业已定论，上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势所必然的要起变化。何况上海四周长江三角洲这个腹地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也比改革开放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上海浦东仍想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工厂为主，哪怕是兴建一些高技术产业，它的扩散和幅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尝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乃至沿海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作用。当中国已经进入全方位开放时期后，比起窗口来，似乎更需要龙头。 　　因此，我认为，上海的发展宜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从区域发展的观点出发，考虑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换句话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以这个思路为底子，我于1990年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经济区域这个概念就是在实际调查中生长起来的。 　　记者:费老，您的社区研究工作，从对“江村”经济的微观考察入手，进入到小城镇建设的比较研究，再上升到对区域发展的宏观审视，随着您对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更进一步深化，您对全国的发展是否已有一个设想?从全局看，今天中国仍面临许多严竣的问题，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东部与中西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等，您认为这些问题应如何得到解决? 　　费孝通:在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的实地调查中，使我感觉到沿海和内地特别是边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十分引人注目。从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有必要重视这个事关全局的东西差距。因此，在对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西南边区的发展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并相继提出了这些区域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之后，近年来我把研究重点放到了中部和过去了解较少的区域。这里有两条线，一条是沿海岸线北移，经环渤海湾进入东北地区，考虑建立参与国际共同发展东北亚经济的基地问题;另一条线是沿欧亚大陆桥向西进入中部地区，研究建立沿桥经济走廊的条件。 　　东北的情况，我在80年代中期开展边区研究的时候，曾在黑龙江有局部的了解，并想提出从内地吸收移民开发北大荒，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的国际大会战时充实实力的设想，但时机未到，并没获得当地领导的共识。 　　几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我有机会访问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着重考察了珲春市和珲春的长岭子口岸、距图们江出海口不远的边界和图们江口岸等地。 　　调查中我对行使图们江出海权、开放利用图们江口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简要地说，这是行使中国主权、维护中国在日本海利益的需要，是进入日本海、确立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建立参与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基地、迎接21世纪的需要。这一点，从宏观的经济区域发展的观点可以看得很分明。图们江口位于东北亚区的中心部位，从这里启程到朝鲜的罗津港、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港、韩国的釜山港和日本的新泻港，距离最近，也能缩短到加拿大温哥华和美国旧金山港的航程。这对促进中国外贸的发展十分有利。中国东北地区的外运港口，目前全部集中在辽东半岛，并已趋饱和状态。打通图们江出海口，不仅可以缓和东北地区的外运紧张状况，还可使全国外运港口铁路运输布局得到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在图们江口建设开放城市，并引导大连向“北方深圳”，更进一步向“北方香港”的样式发展，改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总格局。加上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这些据点，;连成一体，形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又一个大的接轨站，依托东北广大腹地的建设，将使我们取得面向参与东北亚发展的广大空间。 　　从注意到参与东北亚的开发，我又看到了发展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性。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推移的纽带。我曾利用访问考察的机会陆续对环渤海湾的沿海城市及其腹地作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环渤海地区具有独特的港群优势和广阔的腹地，有在国内密度最高的交通网络，有丰富的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在占全国5.1%的国土面积上创造着超过全国1/4的工业产值。在第二轮改革开放高潮中，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的战略任务已被写进中共十四大文件。 　　从1992年起，为了改变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我把探索中部地区加快发展的路子作为重点研究题目，又接触到了新的情况，受到了新的启发，这使我能比以前更深一层地思索传统农业地区脱贫致富的路子和沿欧亚大陆桥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提出了发展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10多年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缘优势，发展步子较快。到90年代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要比中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高出大约1倍。在这样的差距下，中部地区的农民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很想知道，也想在扶贫实践当中和农民一起寻找下一个10年里让中部地区尽早赶上来的办法。我到苏北、山东找，到湖南、湖北找，到河南、河北找，找来找去，找到了两个旨在促进区域发展的经济协作区，找到了能使农民切实增加收入的庭院经济，和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当地称之为“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路子。 　　我在苏北访问的时候，听说有一个淮海经济协作区，是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17个城市自愿组成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他们从1986年起正式开始联合，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横跨四省的协作网络，使这个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额的增长在成立协作区后的数年里边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作为东部沿海腹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样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接下来，我在邯郸访问时又知道有一个中原经济协作区。包括晋、冀、鲁、豫四省的15个地市，自1985年起自动联合起来，进行地市间经济技术协作。这是个农业传统悠久，人口、市镇密集，轻重工业并举，城乡市场广阔的区域，地处大陆桥中段，战略地位重要。这里的15个地市根据发展经济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跨省界的区域协作，这里的干部有意组织群众走出条块分割，联手发展，这是值得关注和倡导的新生事物。 　　淮海和中原两个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这两个协作区包括的这一大片历史上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是否可以在从事农业和副业的个体农户的基础上积累起资金，走上工业化道路?对此，我不能说自己没有一点想法，但他们的现状怎样，他们已经作出了哪些探索，发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下一步怎样走更好一些，我所知道的还不多。同时我又看到了中部地区能不能加快发展，不光是中部自己的事情，也是决定沿海地区能不能进一步加快发展的一个关键。如果中部作为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市场不能快点发展起来，沿海地区的下一步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我在访问过淮海经济区大部分城市之后，于1993年到商丘参加了淮海经济区第八届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又在对中原经济区作了一些了解后，于1994年到濮阳参加中原经济技术协作区第九届会议，并借与会机会对信阳、安阳、濮阳、焦作四市进行了实地调查。再结合我以前在湖南洞庭湖区、湖北孝感、河南民权、河北沧州、山东无棣等地看到的例子，我脑子里的思路比较清楚了一些。看来，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日程。 　　庭院经济，就是以个体农户为基础发展成为农林牧副渔任何一业的专业户、专业村。我在孝感看到了“一村一品”形成的庭院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有的村养甲鱼，有的村养鸟，有的村编鸟笼，千家万户都富了起来。在民权看到过的种葡萄，做抽纱，也是分散在千家万户。我到沧洲、无棣去看，了解到当地的枣粮间作，也是大有可为。淄博临淄区有一个西单村，我在村里看到家家户户都有池塘，村里搞立体农业，生态农业。他们在屋顶上种水葫芦，用麦杆、玉米梗养牛，牛粪集中起来生产沼气，沼气渣用来养鱼，养鱼的水可以浇地种田作肥料，这样在庭院经济基础上搞起了多业并举、良性循环的集体经济。加上村办工业，1993年的产值已有十几亿。 　　庭院经济虽还是在农业里边，却已不是传统的农业概念，而是跨到大农业的阶段上来了。大农业不是单搞粮棉油，而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就使农民致富的路子多了起来。可以说，庭院经济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淮海、中原两个协作区有1.5亿人口，每人增几百元收入，就是几百亿的大市常庭院经济看起来小，力量却很大，看着不如大中企业气派大，却是广大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好门路，显示出的是另一种气派，富民的大气派。 　　中部地区的经济协作已搞了将近10年，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现在要上一个台阶了。有机遇，也有条件。沿海地区的发展搞了十几年，沿江地区的发展也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中国北部沿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发展还有待提上日程。大陆桥虽早就有，可是还没有被当作经济走廊去发展。陇海线通车已久，沿线的腹地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南中国的发展迅猛，形势逼人，要求北方有相应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辐射借助长江进入中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能实现。中部和北部的发展，要求沿大陆桥建设经济走廊，一方面发展潜力强大的沿桥腹地，一方面作为东部经济技术向西转移和扩散的通道，沟通东西。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走廊正贯穿黄河中游的广大腹地，西接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东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它可以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大发展。而且可使北方经济既能从连云港东出，又能沿桥经河西走廊西进，去开发从中亚细亚到阿拉伯的巨大市常 　　淮海和中原两个协作区继续增强实力，连片发展，就是这条经济走廊的基矗加快这两地区的经济区域发展，一边建设经济走廊，一边建起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与全国各地形成承东启西、南呼北应的大格局，对于中国从本世纪未到下世纪初实现全国协调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应该是有益的。 　　记者:目前，全世界出现了许多洲级区域经济，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的亚太经合组织，这些洲际经济区域的出现，对未来的世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费孝通:我已注意到二十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跨国家的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和现象。欧共体把欧洲一些独立的国家在经济领域里进行密切协作和共同规划，初步踏进了全面统一的门槛。北美、中美各国也分别在部分经济领域中实行了联合协作，近年来有关亚太经济区域的结合也提到日程上。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上全人类已密切地相互依存，正在走向联合，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平等、和平、合作、团结的全球性共同体。洲级经济区域概念的提出，也许是走向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起点。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仅是经济上的联系，将不易达到。 　　今天的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选择。人是可以自我发展的动物，也是一种能自杀的动物。人类是选择自我发展，不断完善，还是选择自我毁灭，这需要全人类来作出回答。我希望全世界选择走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大家安居乐业，努力开发自己未发展的潜能，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本文在采访过程中得到费老秘书和助手张荣华、张冠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 《江村经济》再认识 甘阳 　　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一书，原以英文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中文版的问世则已是几乎半个世纪以后之事。多少与此有关，此书在中文世界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本书近来引起我的兴趣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问题所引发。一是所谓“社会变迁”的理论问题，另一则是所谓“社会科学形成”(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s)的理论问题。大约两年前，我在一次关于“文化中国”的讨论会上提出，“文化中国”的问题需要从“乡土中国变迁”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理由主要是：第一，晚近十五年来中国以农村变革和乡镇企业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变迁过程，已经对现有“社会变迁理论”形成重大的挑战。无论对那些专门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转型”的学者来说，还是对那些研究一般社会变迁理论的学者来说，中国的变革都已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而很难单纯从现有理论出发去解释。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变革已经为重新思考社会变迁理论提供了极丰富的经验材料。这一点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日益强烈的体认。例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变迁”课程近两年都是以中国的变革为主要案例，并将之一方面与苏东欧改革相比较，另一方面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变迁相比较，并由此检讨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尤可注意的是，西方学界一些原先并不研究中国问题而是研究基本理论的一流学者，近来都开始在研究中国的变革，其中包括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现为克林顿经济顾问)，研究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B.Weingast，以及法学界的Roberto Unger等。可以预言，西方学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今后将会日益突破以往那种“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狭隘视角。 　　这里同时也就引出了第二方面的问题，即对现有社会科学即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重新检讨。我这里说的重新检讨并不是指对现有理论的小修小补，而是指对西方社会科学之一般品格、、基本预设、主要范式以至学科划分等各方面的全盘重新检讨。今日学习社会科学的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首先就接受许多明言或未明言的预设，例如人们多半会认为今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划分乃天经地义，就像是上帝规定好似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今日所说的社会科学即西方社会科学乃是在西方本身“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体现了西方人对西方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自我理解，同时也是这一变迁过程中各种复杂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结果。例如英国学界晚近二十年来就一直在讨论，为什么英国社会科学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人类学极为发达，而社会学则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起步这种奇怪现象？美国学界晚近十年来则在检讨，为什么社会学和经济学会变得如此互不相干，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思想学术发展的结果，而是牵涉到各种社会政治过程。法兰西院士布迪欧(Bourdieu)由此在不久前一次国际社会学大会闭幕辞中指出，今日社会学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要研究“社会科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al sciences)，亦即追问西方社会科学形成的社会过程，以深入认识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历史局限性。 　　以上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都已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深刻历史变迁无疑已经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反省和检讨也有助于我们能更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西方社会科学的阙失，从而型塑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品格。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我以为也就是所谓“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本内涵，亦即一方面要对本土“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机制形成本土立场的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科学”的品格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批判意识。 　　《江村经济》一书在这两方面都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首先，该书是中国老一代社会科学家力图了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最早尝试之一。我们有必要问，这一尝试是否已经包含着中国社会科学对社会变迁问题的独特理解？ 　　其次，《江村经济》一书同时也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因为该书事实上是三十年代初吴文藻等中国学术前辈力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我个人认为，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称他们为“中国社会学派”)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形成史上的地位是应该给予更充分的评价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前辈学者的努力以应有的尊重，而且更是因为，燕京社会学派从三十年代起的努力在我看来事实上已经开创了中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传统，一个方向，我们因此有必要问，燕京社会学派的努力是否同时也已包含着对“社会科学”基本品格的一种独特理解？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首先讨论以上第一个问题，即：《江村经济》一书是否已经提出了对中国社会变迁机制的独特理解？ 　　《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开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全书的最主要论点或可概述如下： 　　1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学派以后分析中国问题的全部出发点所在，从而贯穿于以后的一系列著述中。在一九四八年《乡土重建》中，这一命题表述如下： 　　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一九四八，页82、84) 　　换言之，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更不可能养得起一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乃靠乡土工业之补充。因此，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 　　2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工业的崩溃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3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一方面，“地主并没有丧失他收租的权利，……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松”。但另一方面，“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他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空前激化。 　　4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不是别的，乃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所激发的反抗。 　　5由此，解决中国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但这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6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7但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重组”(Social reorganization)的过程。 　　8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 　　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它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正因为如此，它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人所忽视的现象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中国乡土工业几已完全崩溃的状况下，中国社会学派不但没有认为这是什么无可挽回，势所必然之事，反而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化，最终仍将落实到中国传统乡土工业的改造和发展这一关键环节上来。换言之，中国社会学派在其三十年代所跨出的第一步，即已不同凡响地提出，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或将相当不同于西方大师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或普遍发展道路。 　　不消说，《江村经济》毕竟只是中国社会学派迈出的第一步，许多问题在此期都还只是初步提出，尚未得到深入的分析。但尽管如此，《江村经济》一书已经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学派在社会研究中的高度原创力。我们可以首先注意，所谓乡土工业自然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各国。但是，在中国社会学派以前，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却从未认真对待过西方本身的乡土工业现象，更从未将之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来考虑，而是想当然地认定：乡土工业只能是落后的、必然被淘汰的现象，不可能发展成现代工业。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非马克思或反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全都相信现代工业乃是高度机器化大生产，或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岂能与破旧不堪的传统小工业(craftindustry)相提并论。说到底，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而分和对立为他们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的——滕尼斯的“社区vs社会”，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机械纽带vs有机组带”，梅因的“身份vs契约”，韦伯(Max Weber)的“传统治理与官僚治理”，等等。在这样一种截然两分的世界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乃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蒸汽机之生就是磨坊之死，现代大工业的兴起就是传统小工业的没落，城市的发达必定要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城市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意味着乡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如此等等。这种基本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仍主宰着绝大多数人的观念。 　　但是晚近二十年左右西方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大量研究，却已经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可以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了。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所谓工业化的发展也绝非像以往所以为那样是蒸汽机取代磨坊的结果。相反，传统小工业乃与现代机器工厂长期共存，而且前者对西方工业化发展的贡献并不亚于后者。以英国为例，当代西方史家已不断指出，教科书上的“英国工业革命”乃是一个“神话”。著名经济史家A.E.Musson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以往所说一七六○——一八三0年期间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那么各种材料都足以表明，那时期仍是“水力的时代”(the age of water power)，而非蒸汽机的时代，因为蒸汽机和现代型工厂的扩散乃是非常缓慢之事，至少到一八五一年多数工业仍是在小工坊(small workshops)中的手工业。(A.E.Musson，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London，1978)事实上，到一八五一年，伦敦城内近百分之八十的制造业属于雇工人四名以下的小工坊。(关于十九世纪伦敦城居民及其与伦敦教育等的关系。可参S.Rothb－latt，“Loadon：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In T.Bender(ed)，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 to thePresent，Oxford，1988)A.E.Musson等人之言其实并非全新的发现。早在二十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史家J.H.Clapham在其经典性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第一卷中就已反复强调。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工业部门完成过技术革命”；当时的蒸汽机本身就很小，而且除了极有限的工厂外，蒸汽机使用得很少。J.H.Clapham的名言是：兰卡郡的纺工并不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英国劳动者，“那时典型的英国人仍是那种挤满乡间的乡下人。”(the man of the crowded countryside was still thetypical Englishman)(J.H.Clapham，An Economic History ofModern Brittish，3vols，Cambridge，vol.l.，1926)但是J.H.Cla－pham以详实材料为根据的这些论断却长期被冷落。 　　法国经济发展的例子更可给人以启示。西方正统看法曾长期认为，法国十九世纪经济发展乃是呆滞(stagnation)的典型，没有发生英国式那种“工业革命”。晚近以来的大量新研究已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认为十九世纪法国经济的发展在事实上是最成功的经济与工业增长例子，并代表了与英国不同的另一条发展道路。这两种正好相反的估计之主要差异在于所使用的标准不同，传统看法的标准是当时法国现代型工厂的增长、城市人口的扩张，以及农业中新机器的使用等。新研究则认为这些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标准，而应采用更实际的标准即人均实际产量的增长。根据后一种标准，法国经济在当时发展并不亚于英国，而这恰恰证明，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并非只有靠机器化大生产和城市化加速等来推动。法国的特点之一恰在于其城市化速度较缓、人口增长较缓，但农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比例却增长甚快，以及国民投资大量集中在小型工业。著名的里昂地区农村纺织业几乎从未经历过蒸汽机时代，而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直接进入电力时代(蒸汽机与电力的重要区别乃是中国社会学派四十年代的重要论证之一)，并发展成极发达的工业小区(industrial district)。 　　以上西方工业发展的现实历史或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学派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提出的乡土工业发展问题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同时又是何等的空谷足音，从而难以为崇拜西方理论的人所相信。但事实上，宏伟壮观的西方经典社会理论正因为其过分追求普遍性，不但不切合非西方社会，而且同样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本身的历史现实，因为它总是这样那样地削足适履，以偏概全；或将某局部现象夸大成全局，或将几世纪之久的过程神话化为一个“飞跃”，并由此作出种种或悲观或乐观的历史预测。但即使在西方，真实世界的社会历史生活也完全无法被硬塞入西方大师的抽象逻辑图式之中——韦伯所说那种高度官僚化管理的企业组织方式从来只是一部分工业部门的组织方式，而非所有工业部门；而自汤普生(E.P.Thompson)的经典研究《英国工人阶级之形成》以来的大量欧洲社会史研究更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十九世纪欧洲所谓工人运动恰恰是由传统工业部门劳动者或类似于今日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人们所发动。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一旦转化成一种被普遍宣传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则不但以往的历史被大大曲解，而且人类的想像力和历史的多重可能性也就常常被无情地扼杀，而迫使人们臣服于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淫威之下。 　　所谓工业发展道路或工业组织形式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所谓经济问题，而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如何看待现代工业所必须的组织形式，乃直接决定现代社会理论的品格。如我们所知，韦伯正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式(所谓理性官僚化)这一所谓必然性出发，进而去追问西方文化传统如何导致这一发展；也是从这一“必然性”出发，他又得出悲观的结论。同样，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以往所有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也正是因为他相信他把握住了现代工业一定是“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必然性”。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人们往往“逻辑”地得出结论：社会化大生产的最高形式自然就是全社会生产的统一管理，即著名的“全社会一厂制”(a single－firm model ofsocialism)。中国社会学派的高度原创力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了一种“反必然性的社会理论”(anti－necessitarian social theory)之品格。《江村经济》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时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实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centralizedmass production)，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For－dism)，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decentralized)工业发展的道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二、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上而下的社会重组道路？如果说，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乡土工业重建必然牵涉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其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探索已经相当自觉地以这些问题为明确指归了，不过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傅高义：当代中国研究在北美：超级强权下的边缘人语 标签： 中国研究 ● 傅高义 全世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都为中国的复杂性着迷，也不满于自己同胞们持有的老套观点。因为我们的知识远不足以为许多关于无穷复杂的中国现实的问题提供结论性答案，所以我们总是充满好奇，从不太过于相信自己。资料不足是理论化和分歧的根源，而在理论化和分歧的过程中，我们又投入了自己的个人嗜好。然而，无论有什么文化偏见或政治立场，几乎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把如何准确地描述中国，作为评价我们作品的标准。这种对真理的共同尊重，以及永不满足的对新的认知水平的追求，构成了将争强好辩的中国研究群体维系在一起的胶合剂。 ( http://www.tecn.cn ) 在我所有的中国研究生涯中，我并不记得是否考虑过，北美的中国研究专家与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专家之间，是否有着独特的差异。美国的学者构成了全世界中国研究学者群的那么大一部分，以至于非要区分美国学者与非美国学者，显得很不自然。不过，鉴于我们对真理的追求，考虑一下我们的不同民族视角如何影响了对于中国的研究，还是有用处的。我不打算为美国现有的不同种类的中国研究建立目录，只想试着反思一下我们的社会背景，即潜在于我们的研究之下的种种假设和热情。 ( http://www.tecn.cn ) 中国研究在美国 美国中国研究的起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准备作世界领导者，现代区域研究开始在美国兴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占了上风，不愿意推进国际研究。但二战作为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对于心智提出了要求，美国政府于是征召一批学者，在战争情报办公室（Office ofWar Information ）和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开展区域研究。 ( http://www.tecn.cn ) 到战争结束时，甚至在冷战爆发之前，参加过战时研究的学界领袖，如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 ）、朗格（Bill Langer ）、费正清（John Fairbank ）、泰勒（George Taylor）等人，就开始筹划在和平时期发展区域研究。 ( http://www.tecn.cn ) 冷战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努力，尤其是去了解美国的对手的努力。中国自然有资格成为美国的对手，但一个特别的障碍阻止了中国研究的发展。1950年代，美国政府与台湾结盟，共同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但1940年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大多已经转向反对国民党。他们从国民党身上不仅看到了军事专政，而且看到了腐败、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道德领导能力和民众支持的丧失。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已经赢得了统治中国的“天命”。当美国政治家们试图弄清“谁将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人时，这些看上去对国民党过于严厉、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却过于宽容的中国专家，自然成了被攻击的靶子。美国的大学管理者和基金会管理人员，都急于避免被参议员麦卡锡（Joe McCarthy）指控为卖国，远远地躲开建立中国研究一事。因而，1950年代是中国研究缺席的年代。俄罗斯研究，由于没有受到这种政治迫害的阻挠，却繁荣了起来。在俄罗斯区域研究的保护下，有限的几个关于中国的研究，悄悄地在哈佛和华盛顿大学展开起来。例如，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 ）的先驱性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升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1951）），就是在哈佛的俄罗斯研究中心进行的。 ( http://www.tecn.cn ) 到1960年代，麦卡锡失去了政治支持，情况变得很清楚，中国的共产主义不会很快消失，学界领袖都急于追回失去的时间。那时对现代中国感兴趣的为数不多的几名社会科学家，如人类学界的William Skinner 和John Pelzel 、社会学界的Franz Schurmann 和Marion Levy、经济学界的Alex Eckstein、政治学界的Robert Scalapino、Lucian Pye以及Benjamin Schwartz，相对而言资历都还比较浅。因而，更加资深的中国研究专家，如历史学家John Fairbank 、George Taylor 和C.Martin Wilbur，就联合了一些基金会的管理者如Doak Barnett，以及前政府官员如John Lindbeck 等人，尝试着建立一个广泛的当代中国研究框架。 ( http://www.tecn.cn ) 一旦美国做出了一项承诺，它如何在冷战期间的中国研究中逐渐扮演了那么显要的角色，就不是一个什么大的秘密了。美国领导人认识到，美国新承担的全球角色，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而且美国人也拥有使这成为可能的种种资源。中国被当作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主要一员，而此时美国高等教育史无前例的增长，则使开创诸如当代中国研究这样的新领域变得十分容易。美国政府和各基金会提供了种种资源，各大学也乐于接受，而一些极有才华的学生为一种难学的语言和复杂的文明所吸引，便急切地希望从中寻找新的职业机会。 ( http://www.tecn.cn ) 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的三个共性 我相信，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这一共性至少可将他们与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专家区别开来。我们可以用三个特征来概括在美国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即冷淡的冷战斗士、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和过于自信的道德家。让我依次谈谈这三个方面。 ( http://www.tecn.cn ) 首先，我们都是冷淡的冷战斗士。在冷战期间，美国人都被一种国家角色所迷住，即领导世界同盟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按照那时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世界共产主义联盟的一部分，因而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必须在这种背景下工作。虽然我们的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了冷战的总体框架，但却把自己放在了稍稍偏离主流的位置上。 ( http://www.tecn.cn ) 在美国，很多研究苏联的专家，都是从苏联或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逃出来的，他们相信，苏维埃政府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威胁。然而，我们这些在1960年代帮助发展了中国研究的人，却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代。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看上去很贫穷，也被误解了。我们长于美国大学这种温室之中，缺乏对共产主义的亲身体验。我们希望对所研究的对象持人道主义的平等态度，常常显得幼稚。我们许多人太轻易地相信中国领导人表面上的声言，即他们代表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反对剥削压迫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许多人都过于低估了赤裸裸的权力运作，以及宣传在服务于狭隘的自我利益时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我这一代人接受的是“北京学”训练，即仔细揣摩中国出版物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意义。 但因为我们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是书面文字，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太过相信这些东西。 经济学家找不到比中国人所使用的数据更好的资料，可又想做定量研究，于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即过于草率地接受了这些资料。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大跃进的过分，但从1980年代农村对非集体化的反应来看，我们高估了1955年以后中国人对早期集体化的支持，也高估了1961年以后中国人对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支持。 ( http://www.tecn.cn ) 作为学者，相对于中国的商人而言，我们自然感到更容易认同中国的知识分子。1950年代最让我们感到困扰的事件，莫过于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和后期的“反右”运动。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和1955年的集体化运动期间对商人的压制，却很少让我们感到心神不宁。 ( http://www.tecn.cn ) 正如Paul Hollander的《政治朝圣者：西方知识分子在苏联、中国和古巴的旅行》（PoliticalPilgrims：The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Soviet Union，China ，and Cub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一书所揭示的那样，美国一些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更严重的错误判断，原因不在于天真，而在于他们与自己国家的疏远。美国许多知识分子，正如他们在其他社会中的同行一样，认为自己应该享有比已经得到的要更加多的影响、财富和权力。美国知识分子也倾向于怀疑自己社会中的商人、军人和权力精英们的智慧和品德，后者总的来说接受的教育更少。当然，越南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与美国社会的疏离达到了顶峰，而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那些疏离于主流社会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年轻学者，开始倾向于把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作用理想化。对于开始日渐增多的反面事实，他们长期难以接受。甚至我们那些处于更加主流位置的中国观察家，因为试图展示一个平衡的图景，也经常低估了文化大革命中激进的口号和众多的暴力。 ( http://www.tecn.cn ) 简言之，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 我们没有反叛整个框架，但也不是毫无批评地接受它。我们对冷战的热情支持者持怀疑态度，对我们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国家持同情态度。 ( http://www.tecn.cn ) 我给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贴的第二个标签，是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美国的精神生活为大学所垄断，而在大学里，社会科学各系科是最有权威的当代事务研究单位。1960年代，当学界领袖向各基金会建议如何建设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阵地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这方面的博士培养计划和教员任用事宜，交给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 ( http://www.tecn.cn ) 为了保持学科间的平衡，学界领袖也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像《中国季刊》（The ChinaQuarterly ）这样的刊物，以聚集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开展中国研究。因为关于中国的众多问题是如此紧密相关，学者们通常更愿意与研究中国的同行密切合作，而不愿意与本学科的其他人一起工作。而当我们与普通大众交谈时，他们很少对我们的学科专业感兴趣，我们便常常跨越学科界限。 ( http://www.tecn.cn ) 但是，写作博士论文的年轻的中国研究专家和寻找终身教职的年轻教员都知道，他们的职业前途，更多地取决于自己学科的资深教员的评价，而不是取决于其他中国研究专家的观点。于是，年轻学者的研究，便倾向于围绕某一特定学科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比如经济成长、精英和地方层次的政治决策，或者地方组织。追求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尽力引进将对自己学科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Lucian Pye曾经指出，年轻学者身上那种想证明自己努力奉献于所属学科的压力，近来变得更强大了。我们这些更集中于中国研究而不是向哪个学科靠拢的人，也许能够喜爱自己的工作，并通过自己的成就获得承认，但从学科体系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边缘化的。 ( http://www.tecn.cn ) 进一步，美国的学科体系认可并给予一名学者回报的标准，并不是他能够有条理地陈述别人的研究，而是看他在知识上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在1960年代，因为被研究过的题目很少，所以，我这一代中国观察家能够自信地选择几乎任何题目，并相信自己所做的工作将被认为是原创性的。而到了1980年代，许多显而易见的主题和重大问题，都已经被研究过了。 ( http://www.tecn.cn ) 因此，在1980年代接受中国研究训练的学生，他们常常需要去寻找一些还未被全面研究过的小领域，或者去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以证明前人的研究已经过时。研究的题材倾向于狭窄，并更精确地与其他学者的工作区别开来。 ( http://www.tecn.cn ) 作为学科体系框架的胜利，当代中国研究由于在中国大学的成长而变得明确起来。在1980年代，由于中国的学术机构大增并变得更加开放，美国学者开始与他们的中国同行携手合作。 ( http://www.tecn.cn ) 在同一学科下从事研究的两国学者间的接触日益增多。随着美国各学科学者数量的增多，特定学科内的中国研究专家也日益发起自己的会议，组织自己的讨论小组。不过，尽管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工作在学科体系框架之下，工作于特定大学的学术系科，这些中国研究专家仍然被认为是边缘性的、应用性的，更少关注所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在其他的研究者看来，要推进一门学科的发展，这些理论和方法是最重要的。 ( http://www.tecn.cn ) 第三，我们这些美国中国研究专家可以被称为过于自信的道德家。并非美国才有道学型知识分子，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认识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美国拥有强大力量，其对外政策对别的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美国知识分子特别关心本国的政策是否合乎他们的道德概念。 ( http://www.tecn.cn ) 在1950年代，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感到，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事务之外是不道德的，但对于人权的关注发展得很慢。这种关注开始于1950年代末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后，但直到1970年代末才发展为较为强大的政治运动。在那以前，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苏联人权问题的关注更甚于中国。我们有很多关于苏联侵犯人权的信息；在美国的苏联学术专家游说我们的政府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乐观地以为这压力将产生影响。关于中国，我们掌握的信息很少，更少避难来的游说家，同样也很少有那种认为美国的压力能够奏效的乐观。 ( http://www.tecn.cn ) 只是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后，我们才获得了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更多情况。正如你们所知，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命的代价比1989年大得多，但在1989年，中国更加开放，因而西方的电视镜头能在现场记录下种种暴力结果。因为到1989年，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为增长，在经济上更加离不开国际贸易和技术，所以美国人感到自己掌握了强有力的杠杆，可以用来向中国的人权问题施加压力。有了对自己国家的潜在影响力的自信，在代表这种道德关注方面，美国学术界比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显得更加积极。 ( http://www.tecn.cn ) 自从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以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前述杠杆作用，美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争议。有些人主张美国应以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来加以威胁，或者采取其他的贸易制裁措施。一些与北京的知识分子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人，以及在美国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曾经尝试游说华盛顿向北京施加压力。看到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一些美国人也受到规劝说，北京的共产党也许很快就会倒台，因而最好不要与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过从甚密。 ( http://www.tecn.cn ) 照他们的观点，美国应尽量避免表现出对中国领导者的任何支持，以便在现任领导者被推翻后，能够与那些新上台的人建立密切关系。 ( http://www.tecn.cn ) 然而，我们这些与中国不同地区有着更多接触的人却感到，拿取消最惠国待遇来威胁中国，将伤害那些处于草根社会的普通中国人，他们跟北京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决策毫无关系，因而这是不公平的。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信，民主在中国的成长，以及独裁专制在中国的减少，其最可靠的基础，就是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交往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很不欢迎美国努力向自己国土之外的地区强加其独特的道德体系这一做法。一些国家认为，随着冷战的终结和美国经济在世界其他地方影响力的下降，将美国的道德强加给其它国家的日子，已经基本过去了。 ( http://www.tecn.cn ) 我应该指出，前述不同的观点在1989年之后的两三年里很尖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不同政见者的释放，以及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种种控制的放松，这些观点现在已经逐渐平息下来了。更多的西方人现在明白了，在减少对人权的侵害方面，北京正在不断进步，而且，对于进一步减少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的束缚而言，中国保持对外开放，也许是最好的鼓励。 ( http://www.tecn.cn ) 中国研究在加拿大 让我谈几句关于加拿大的情况。加拿大的中国研究专家，在许多方面跟他们的美国同行相似。一些来自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加拿大的大学里找到了职位，也有许多加拿大的中国研究专家在美国大学里呆了不少时间，或者读研究生，或者做访问学者。学科体系对于加拿大大学的中国研究的作用，基本与在美国一样。 ( http://www.tecn.cn ) 我认为，重要的差异有两个。第一个差异与1970年代这一短暂时期有关，此时加拿大更迅速地走向承认中国，这几乎比美国早了十年。那段时期，加拿大学者能够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或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而美国学者却无法这样做。因而，在获得去中国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方面，加拿大学者那时远远走在美国学者的前面。 ( http://www.tecn.cn ) 第二，因为加拿大对中国的影响力比美国小，所以，在诸如制裁中国以表达自己对人权等问题的信念这样的问题上，加拿大学者们之间也就不存在那么严重的紧张气氛。 ( http://www.tecn.cn ) 近10年来北美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 在1990年代，北美的中国研究力量继续快速增长。1978年以来，中国如此巨大的发展事实，以及它在众多方面的改革与开放事实，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在商业与政府领域一展身手的年轻人，他们将兴趣投向了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访问中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但是美国的名牌研究机构，还有许多普通的研究机构——都参与到对中国本土的中国语言与历史研究的工作中来。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与学术圈保持着联系，而这一切，都有助于丰富这一领域，也有助于提高在各个方面的兴趣水平。 ( http://www.tecn.cn ) 对中国感兴趣的政策群体集中在华盛顿特区，它在各个领域急速成长，而且其思考的重点成为从事中国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在美国，人们自由出入于政府与私人生活领域这一渠道的畅通，使许多在私人部门工作的人能够充分理解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人既有政府经验，又往往受过良好的语言与专业培训，他们丰富了政策群体，并具备高水准的、超越政府部门局限的专业知识。这一专业知识的基础使得新政府（主要是政党的改变）能够利用有才能的和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从事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 ( http://www.tecn.cn ) 英特网的普及为某些资料的获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它使得人们在收集研究资料时更容易。虽然1990年代是实验、增长和变化的年代，但英特网的全面普及依然能使西方学者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以及世界各大学内的其他专家保持着联系，并进而形成围绕某些网站的各类知识群体或者专门化的“聊天小组”。许多资料可以数字的形式获得，而这正在改变单个研究者的资料处理能力。 ( http://www.tecn.cn ) 英特网的普及也打破了障碍，这障碍不仅曾横亘于在此地与彼地的研究机构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不同学术领域之间以及学科以外的人才之间。新的兴趣群体的增长，通过从事某些专门课题研究的人群之网，超越了旧有的学科区分，创造了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主题而不是已有的学科门类基础之上的知识共同体。 ( http://www.tecn.cn ) 由于有关中国研究的许多基本工作已经完成，年轻的学者们在写他们的博士论文时，往往乐于利用新的理论阐述来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么就转向极为专门化的论题，那常常仅是极有限的一部分人才感兴趣。 ( http://www.tecn.cn ) 信息的爆炸与从事中国研究人员的迅猛增长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以致于很少有人能有能力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做出总体评价。在1960年代，学者们还有可能对一较大的专门领域内的多数主要研究成果很熟悉，而到了2000年，即使一个在次一级分支领域内的人，也已经很难了解所有新的研究成果与可能的资讯了，不管是印刷品还是英特网上的。这就造成对某些学者的更大的需求：它要求拥有更多的经验与更宽的知识面的学者，这些人可以对发展做出总体性的评价。 ( http://www.tecn.cn ) 结语 总的来说，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都是一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男人和女人。我们曾经是冷战思潮的一部分，但在最充满敌意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在我们的大学里，我们曾经是学术系科的一部分，但我们处于边缘位置。过去，我们对中国领导者的认识可能过于天真，但正如天安门事件引起的反应所显示的，我们既能够与中国政府保持距离，也能够与美国政府保持距离。 ( http://www.tecn.cn ) 如果你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预言北京的重大政治变动的能力，来作为评价我们的贡献的标准，那我们的记录很差。我们没能够预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民主运动以及天安门等事件的发生。我们没能掌握有关的内部信息，以使我们成为这类重大事件的优秀预言家。我们甚至也不期望美国的政治学家通过预测未来的选举来检验自己的价值。我们无法高度准确地预测事物的内部发展，也无法控制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种种发展。我们应当尽力去了解长时段的种种因素。 ( http://www.tecn.cn ) 我们常常犯错误，这些错误不仅源于可利用的资料有限，而且源于幼稚、把学科框架强加给远为复杂的现实，以及有时候对自己国家政治领导者的疏离，这都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但是，感谢美国和全世界的中国研究专家，我相信，对于中国的基本制度，以及1949年后中国的主要政治、社会和经济趋势，我们已经积累了高度的了解。这绝不是一个小的成就。 ( http://www.tecn.cn ) 我们并不只是扮演学者的角色。对于中国的开放和美中关系正常化，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不仅通过直接服务于政府，也通过帮助塑造公共舆论而起了主要作用。在商业、政治、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会议上，学者们代表自己的国家，在许多事情上架通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但我们还起了一种重要得多的作用，即训练别人去扮演上述角色。 ( http://www.tecn.cn ) 为了跟上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动力，我们需要全新的研究。30年前，我们进行了对地方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基础研究，但中国发生的基本变化，要求我们对以前的分析重新进行全面的研究。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了解经济急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随着政治上可接受内容的拓宽，我们需要知道关于在不同地域扎根的知识社群的更多情况。随着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的增强，我们需要了解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联系方面的更多情况，以及那些跟不上时代变迁的人们所遭受的挫折。随着中国的持续对外开放，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与海外华人的关系。随着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引进，我们需要了解它们如何改变地方的各种习俗。简言之，新时代的动力正在创造许多基础研究的机会，这与1960年代当代中国研究刚刚兴起时没什么不同。进行研究的机会也许将继续受到政治当局的限制，但在政治可接受性的限度内，还是存在着大量的新的研究机会。 ( http://www.tecn.cn ) 商业垄断者如果不跻身于市场竞争，就将归于沉寂，失去影响力；同样，在一个国家居于垄断地位的学术观念，如果不置身于观念市场之中，也将丧失活力和准确性。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者在增进中国研究的活力和准确性方面能够取得某些进展，是由于我们把自己置身于中国的现实面前，并接受了国际学术界的评判。 ( http://www.tecn.cn ) 原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