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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30

    我所认识的范美忠 ZZ

     
    我所认识的范美忠
     
    文/阿啃1919

        我经常耽于古人的一些句子,突然之间就会出神。这些句子盘踞在我的身体里面里,就和我的心肝脾肺搅和在一起,没有办法分开。比如想到“手挥五弦,目送归鸿” 一句,世界就异常开阔起来,一切都显得遥远而舒缓。还有一次,是想到了“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一句。这一次我是站在讲台上,面对53名高中生,突然想起范美忠长久没有给我电话了,于是很想他。
      我常怀疑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古典幻象,但是我能捕捉到其中的细微感动。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似乎跟外界失去了任何联络,多少年来他孤寂的生存着,就跟周围任何一个人一样。我经常庆幸,我觉得我的精神背景异常开阔,很多人站立着,他们的站立本身便是力量。这便是我的信靠。他们有的著作戳在我的书架上,有的组成了我切实的生活。邓晓芒在自述治学生涯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常叫我心动:我想,我应该独自上路了。心动归心动,我发现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没有强大的我执。我需要这些促我站立的力量。

     

    一、 网友范美忠
        
      一般大家乐意见的,多是异性网友吧。我很失败,上网多年,第一个见到的网友却是范美忠。范美忠架着厚厚的眼镜,光线似乎都无法穿透,他从广州飞来绍兴,为了跟我争论几个问题:钱钟书是不是两脚书橱,王小波意义何在。时间是20025月。
      2001年左右的新浪论坛读书沙龙有很多读书人在,也有很多喜欢玩的人在。我差不多跟范美忠同一个时间来到这个论坛。不过那时候范美忠确是一个讨人嫌的家伙,第一他喜欢辩论,有一种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辩论精神。其次,他动不动就讲北大,夸张的说,就有“兄弟在北大的时候”的味道,不过他倒不是因为毕业于北大而吹牛皮,他再三强调他鄙视北大。后来作证的是他的一篇引起轰动的长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这篇文章在网上流传很广,不过我倒觉得未免有些刻薄。后来范美忠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人的认识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决不是范美忠最后的意见。还有就是我一度认为他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他能够理解到问题的一个层次,如果别人不能理解,他就觉得可笑。这一点后来我们相熟了,才明白,这是一个只为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活的人。他的不通情理,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居然要去通情理。我想这也是他毕业以来不断流浪不能停止的一个原因。
      最初的搭话大概是因为一个关于鲁迅的问题,我读完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觉得很不错,便推荐范美忠不妨去一看。范美忠回答很不屑,觉得这本书很一般。我觉得奇怪啊,李欧梵,那是大师啊,居然是垃圾,范美忠未免也太狂了。
      这样的争执有过好几次,还有一次是因为王小波。王小波曾经给过我很多启发,可以说我一直是他的拥趸。而范美忠对王小波也是不屑的。我们两个争论的帖子写了不少,但无论如何,范美忠的狂已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喜欢恬淡从容的文字,又有些古典精神,写文章不免引用别人的话。范美忠便说是“文抄公”、“掉书袋”。如是者三,我便生气。我写了10000多字节的文章骂他,标题是《自大、偏执、好为人师:范美忠额头的三个印记》。写完很高兴,我期待范美忠跳将出来跟我辩论,我要好好的对付他。但是很奇怪,这次老范没有什么剧烈的反应,大出所料。他说以后有机会见面讨论。我多年上网的经验,网上的争论,到后来多不能继续,而流于互相攻击。我倒是一直在守护这条底线,尽量只对这件事情本身发言,而不涉及人身攻击。批范美忠的文章尽管也比较刻薄,但我自忖没有恶意。
      飞机是到萧山机场的。没见过面,我们约好,美忠手里拿一本林贤治编的《记忆》,就可以辨认了。但是范美忠没有捏这本书,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后来我想是不是读书人身上都有那么一种气息,这种气息是可以叫人由陌生而亲近的。
      甫下飞机,没有客套,范美忠的第一句话是“王干不行啊”。范美忠飞机上在看一本王干的《边缘与挑战》。于是我们的讨论就从当前的中国文坛开始。这场对话持续了3天。我在绍兴租住的地方是一处陋室,夜已经很深,我们的谈兴依旧很浓。范美忠斜倚在床上,昏暗的台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他的脸埋藏在幽暗之中。我们各自手里握一杯茶,继续话题。话题散漫,无边无际。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全方面交流,从古典诗歌到自杀的胡河清;从加缪的西西福斯到鲁迅的过客。确实,范美忠的到来,给蛰居小城的我带来了强烈的震动。我得承认,他在多数地方,见地都高我一畴。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思维密度,他须臾没有离开过他思考的一系列问题。第二天我们去绍兴周边的古迹游玩,我发现,范美忠对这些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致,他最在乎的,还是他自己的意识流。
      这一点我以后还会不断的感觉到,我跟他一起吃过无数顿饭,最后我只能说他在食物方面的要求便如王安石。王安石只吃他面前的一盘菜,范美忠庶几如此。我结婚后,美忠来我家,我煮了大闸蟹,他居然不会剥也不会吃,只好叫旁边的小姑娘帮他,他一手捏着蟹钳,一边继续鲁迅的《野草》,旁若无人,沉浸在自己的阐释中。后来他终于静下来了,他突然发现手里有一只蟹钳,就开始仔细观察,如何下嘴,一边说:咦,这个怎么吃呢?
      他也不会吃小核桃,我们吃完饭,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胡乱说话。美忠看到我们吃小核桃,便也拿一颗捏在手里,他也会咬开,但是小核桃内部复杂的结构叫他深刻的绝望:他老是吃不到肉,而核桃壳散满了一地。
      我喜欢听美忠朗诵诗歌,里尔克或者叶芝,或者穆旦,或者海子。在朗诵《豹》的时候,他读到“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这两句,眼睛便凸出来,四肢紧张,手指屈张成豹爪状,他完全成了那只铁笼中的豹了。只是他的面前不是走不完的铁栏,而是一杯啤酒。
      叶芝的《基督重临》,“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啊旋转,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他的声音浑厚而沉静,朗诵起来,就像有一阵阵旋风吹刮过我的头顶,树枝树叶都簌簌沙沙作响,随风盘旋,而风暴的中心,似乎存在着一条未知的路径……


    二、失败的中学教师
        
      我至今仍然认为范美忠到中学里教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虽然他现在还是乐意在中学里教书。他对于教育的情怀确实很可贵,他和李玉龙两个都是教育“疯子”。范美忠自己有过不少关于教师生涯的文章,从中可见一斑。2004年到了成都以后,他读了一些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后觉得一扇大门打开了,特别想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实践他自己对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那种跃跃欲试,颇可爱。但是可惜,中国的教育现状对他这样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人,大门紧闭着。可以说,作为中学教师,他至今的尝试是失败的。当然,他的失败除了中学教育本身的死板与僵硬之外,我还要说,这里也有范美忠自身性格的原因。
      范美忠除去目前在成都某校兼课不算,他在中学里待过2次,一次是大学刚毕业,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人,竟然选择去中学教书,这件事情本身就叫人惊讶。余杰在其文章《教育者的伤痛》中提到过这件事情,说范美忠才无愧于北大学子。这个愧不愧我不敢说,只是范美忠满带理想的去了,结果却是逃亡。
      还有一次是在杭州,他教了2个多月,最终也还是逃亡。
      我们多可以继续控诉万恶的中学教育,竟然容不下这么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对教育如此虔诚的人。但是我也想,如果能够认识到现在的中学教育是怎样一个现状,是不是我们在进入之时也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策略?方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有时候失败仅仅因为,我们一时热昏了头。
      我经常记得一件事情,那是1995年的夏天,浙江淳安的一个贫穷小镇,我们去支教的师范生满腔热情,似乎要给山里的孩子带去些什么,想要改变一些什么。比我们早毕业两年的英语老师,他戴着玳瑁眼镜,踢着拖鞋,跟我们说:没用的,我刚来的时候跟你们一样的。他一边走,远远的回过头,用一种看破红尘的声音,拖长了跟我们说:真的没用的。我经常记得这件事情,10多年了,一直将这看作一面镜子。我便不相信轻易的冲动。别的我不知道,对中学教师这个职业,我竟也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世故起来。
      我不是说美忠去中学仅仅因为冲动,他的《寻找有意义的教育》一文使得我所有的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只是想说,如果你选择当中学教师,你就不得不面对这些现实的、繁琐的事情。我们的所有努力,就是通过这些机械的、低级的、重复的简单劳动,给我们的学生一点点文学的熏陶、思想的启蒙。须知时代的变化从来不产生在一夜之间,需要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而我们,都是中间物。哈耶克所谓用观念战胜观念,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观念战胜同时代人,而是我们的下一代,拥有这种观念的人越来越多,这才是用观念战胜观念。
      我无数次的跟范美忠说过,你不适合当一个中学教师。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究竟有什么工作适合他做,他只是一个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存在的人。我想不出可以有一件怎么样的实际工作可以让范美忠做。上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只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人。他在日常生活的笨拙常让我哑然失笑。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想要实现一些目标,如果不通过现实生活的媒介,如何到达呢?所谓到岸舍筏、得鱼忘筌,之中要有一个筏子,有一个筌。我们不得不通过这一途径。
      我认为范美忠不应该做一个中学教师,还因为中学教师也是一个横站的士兵,甚至,他不但腹背受敌,他还要挣脱来自他自身的羁绊。
      以我为例,教了10年书,忍受了10年了,按理也应该麻木了吧?但是我现在竟然越来越不能忍受了。不是说课堂无法忍受,也不是说跟学生交流无法忍受,而是除此以外,你每天都必须面对无数的繁琐而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摆在你面前,煞有介事,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它毫无意义,但是你居然就绕不过它。荒诞就在于此。
      你还必须跟考试搏斗。虽然你范美忠当年可以痛斥学生为了几个破分数紧张成这个样子。但是,美忠,我们学生能不重视这几个破分数吗?为了这几个破分数,你就不得不和弱智的《优化设计》交往,你知道做这些个练习是侮辱你的智商,但是你每天不停的侮辱着自己。
      你还要跟你自己搏斗,警惕自己。因为重复的、低效的、浅薄的知识体系,它会拖你到一个贫乏的深渊。也许有一天你从学生的作业本中抬起头来,你就发现你已经被那些本来一样是关注当代思想的朋友们抛在了后面。这也不要紧,你说,当中学教师就是一种牺牲嘛,我可以在教育上有自己的建树呢!
      可是你当真舍得吗?你去当中学教师了,就放弃了《野草》的阐释?除此而外,你同样不可能突破目前教育界这个名利场。《教师之友》的结局,说明了一切。
      

    三、物质生活
        
      晚上给美忠打电话,他正在都江堰通往他所在学校的路上独行,回校晚了,已没有公交车,他就走回去。这条路,大约也有几公里吧。我听见电话里有汽车呼啸而过。放下电话的一刹那,突然一阵心酸袭来,不能自已的一阵心酸。我想这本来不应该是我应该有的情绪,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情绪。老范,我们在一起喝酒吹牛也好,电话长聊也好,永远只谈论形而上的东西,永远在云端里不肯回来。我们有各种争执,甚至要吵架,我们也有一起沉浸在“满天风雨下西楼”的时光,我们感叹《秋日》,在林荫道上不停的徘徊。
      我几乎每天都要想起这些人:傅国涌、郭初阳、范美忠……想起他们就内心温暖。想起老范来,也多是他可爱的模样,妻子跟我说,范大嘴,你们好久没有通电话了哦。妻子很惊讶: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
      我结婚的前一天,范美忠特地从成都转道长沙飞过来,带了一捆有我那篇批判魏书生的《教师之友》。夜深了,范美忠极度的疲惫之后,竟然极度的兴奋,我们联床夜话,竟不知东方之既白,似乎我也忘了明天还要结婚。第二天我侄子豆豆来了,我跟他说,这位叔叔是从成都飞过来的。侄子大乐,直叫:你飞过来的?你真是飞过来的?那你飞给我看看啊。老范无奈,就张开双手,笨拙的作飞行状。
      我认为老范身上,充满了喜剧细胞,也充满了游戏精神。一方面他常被现代性的焦虑包围,一方面,当他暂时脱开一切,他就充满了儿童般的快活。一次,跟咕咚在我家,谈到两个人谈恋爱,应该如何表达深情,就应该在久不相见之后的见面时,如电影的慢镜头,缓慢跑向对方,同时以拖音深情呼喊对方姓名。老范一边说,一边手臂如跑步姿势,缓缓挥动,惟妙惟肖,围坐者无不大笑。
      范美忠记不住路。暑假里去肖雪慧老师家,老范记得去西南民族学院的路,也还记得到教师宿舍的路,只是肖老师住在那一幢,就不记得了。他也不用心分辨,还是跟你继续谈论的那个话题,走到一幢楼前,说,哎,不像啊。于是继续走,走到另一幢楼前,又说,不像啊。老范来过好多次了,最后只好继续给肖老师打电话。
      但是我今天突然被一种心酸击中,突如其来。我不明白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因为是冬天了,而我的书房显得如此温暖?妻子怀孕待产,我在凡墙皆是书的房间里优游,而范美忠就在夜晚的那条路上踽踽独行,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我没有到过,想不出是怎样的景象,但是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吗?
      我很内疚。
      我从来没有跟范美忠谈论过我们各自的物质生活。似乎这个东西在我们之间不存在,我们高居于云端之上,不食人间烟火。
      第一次见面,我也还是单身,我们谈论的是我们各自如何读书。当时范美忠在广州日报下面的大洋网工作,他说,每天他就煮面条吃,工作之外的时间就是读书。我也觉得自己读的不少,但是跟他的疯狂比起来,还差得远。后来到杭外,我们还是谈论文学、音乐、思想、中国的现实。我去杭州,或者他来绍兴,交流的还是我们各自最近的读书心得。再后来,他去了成都的《教师之友》,于是他火热的投进了教育事业,他潜藏在内心的教育热情被唤起了,于是每天跟我讲的,就是语文应该如何,教育应该如何。我都被他拉下水了。此前,我虽是教师,但是我对教育,压根不感兴趣。
      我们几乎不谈收入啊、房子啊之类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假清高,而是我们确实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居然有谈论的必要。我们倒是谈论过成名的问题,很久之前,老范就引张爱玲的话跟我说:啃兄,成名要早啊!
      这一点我不否认,我有过想成名的念头。老范怕也有吧。尤其是当我们发现教育界多是欺世盗名之辈的时候,我们发现底下的听众不在乎你说了什么,只在乎你是否名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名声是个好东西。我承认我的境界不高,这里我没有企图让听众也成为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我是企图树立另一个权威。不过我还是暗自庆幸,至少,我们有虚荣,但是我们没有被虚荣奴役。我们依旧保持着对生活的诚实。
      但是我们错了,就错在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两年前吧,我在杭州,跟郭初阳聊天,我们便认为,物质精神的两元对立是不可靠的,这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这是一直以来困惑我的一个问题。刘志钊那篇《物质生活》是一个极端,似乎在一个诗人那里,物质和精神便永远不可以调和。我们的物质生活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考。生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思考的方式。我们对它有意无意的忽视,是不对的。范美忠那篇《寻找有意义的教育》在中青报“冰点”上发出来之后,我跟一个一个网友发短信,跟她说:希望这给美忠带来一些现实的利益。那时候,因为《教师之友》被改组,美忠和李玉龙,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拿工资了。


    四、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这句话是齐豫的一句歌词,很抒情,齐豫的声音宛如来自缥缈的云端之上,于是似乎流浪就是一件带着淡淡忧伤的诗意享受。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米兰昆德拉这个小说的另一个题目就是“抒情年代”。
      有时候我真这么想,也许,颠沛流离,到处流浪,就是范美忠的宿命吧。美忠在广州失业的时候,我在qq上这么安慰他,我说,跟你的肉体流浪不同,我相信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是多么的不着四六,多么的矫情啊!有时候,一个人内心的软弱会那么尖锐突起,硌得人生疼。此心安处是吾乡,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安妥这颗柔弱的心呢?在诗意的矫情被剥离之后,在心灵不能成为石头的时候,我们断裂了道家传统的自欺欺人,无从逃脱无法转开自己的眼睛,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布满着伤痕、污秽、阴寒的世界。我为这句话的自欺而汗流浃背。一度,我是那么的恬然自安。
      我曾经这样想,现在有时候也这么想,这样的漂流无根,这样的境遇,伴随他的是焦灼感、荒漠感、虚无感,这是他创作的泉源。美忠深刻的生命体验,他对生存困境的内在省视,使他文章有一种直达本质的穿透力。他拒绝矫饰,他的文字便是他生命的本真,思维之流在他纠缠交结密如丛林的语词中紧张奔突,使他的文章多充满无可化解的密度,成为一种尖锐而厚重的力量,使我这个读者深感窒息而无从逃脱。但是他又不仅是意识流的倾泻,他内在的理路同时清晰可辨,指向黑暗的最深一层,只不过精神的力量太过强大而常使我丧失了分辨的勇气。茨威格有文章称,与魔鬼搏斗,范美忠何尝不是在搏斗之中?
      我总觉得流浪就是范美忠的宿命,只是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置身事外,不关痛痒,没心没肺。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我经常感到其中的冷血。比如杜甫,这个饥寒交迫的瘦削老者,我们竟然要说他很“幸运”吗?我们获得了审美的同时,我们轻易的忘记了这是切身的苦难和血泪。颠沛流离的生活是无法被诗化的,诗化在诗人本身便是一种虚伪,而在他者眼中,便是一种薄情,甚至冷血。
      范美忠97年大学毕业到自贡蜀光中学,不久因为课堂言论不得不逃亡,到深圳,再到广州,不久辞职,到重庆蛰居,想考研,但是无法忍受外语和白痴的政治,放弃,不久又到北京,几个月的编辑生涯使他深感不自由,不久又到杭州,在一个中学教书,不久再去成都,在成都的《教师之友》杂志算是最长了,因为那里还有一个教育狂人李玉龙,但不久随着《教师之友》编辑部的被清洗,不久又失业,现在,他在都江堰附近的一所中学里兼职教书,我不知道这次他还会在这个地方呆多久。
      这是怎么样的生存状态?他永远都在路上,就像那个过客说的,不,我不能停下。他便仿佛是那个永远往复不已的西西福斯,承担着最为深重的苦役。
      我不止一次的感到自己文字的无力。也许文字本身就是无力的,我将开口,我感到空虚,我沉默,我更加空虚。在绍兴寒冷和潮湿的夜里,周遭停止了白天的喧嚣,我经常停止敲击键盘的双手,面对屏幕,思维停滞。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事实上我那么的希望老范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安定了,才可以让人有一个从容的心态。电话里,我常跟老范讲,比如,我在婚姻之后的平和心态。这种心态是我读书写字的保证。但是我无法说服他,对我而言,他实在太强大了。于是我痛恨。据说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可是中国之大,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太久了,颠沛流离的日子,这或许会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到世界的荒寒,从而更深刻的洞察我们的处境,又或许,这样的生活也将使我们的心灵粗砺。老范说,行走抵抗虚无,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抗这种虚无呢?老范所爱的诗人里尔克,有两句诗,一句是“有何胜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我拿这句诗歌回答刚才的问题,可是,里尔克还有另一句:“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有许多人会死在中途。”这不是一句谶语,而是一句警示。
      我也不愿意将一切都归咎于老范所处的环境,环境,自古皆然。你所服膺的鲁迅,不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么?我还更不忍心说,这一切,还由于你老范性格上的缺陷。我承认我比你世故多了,但我还是要世故的鼓吹,妥协一点,就妥协那么一点点,甚至我不认为这就是妥协,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我们首先必须安顿好自己的身体。不是教你市侩,你知道这些市侩的想法我也从来没有,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学会更全面的看待自己,学会了解自身的复杂性。


    五、 最好的年代
      
      这个标题套用的是《双城记》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无法定义我们的2004年,当时间过去整整一年,我们获得较为平静的心态来观察这一年的人和事,我觉得没有比狄更斯这句话更加切合了。
      2003年秋,老范在抛出《教师生涯总结陈词之后》,从杭州流窜到成都,开始他一年多的《教师之友》编辑生涯。这之中必须提到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李玉龙。
      最初我听说,李玉龙是特种兵出身,这叫人惊讶。我想,李玉龙恐怕就是那种海军陆战队里的剽悍汉子吧,高大强壮,酷。不过我不清楚他怎么会舍弃部队政委不干,转而投身教育的。这是一个谜,甚至在我们一群朋友中间,就成了一个传奇。
      而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李玉龙把范美忠拉到了《教师之友》杂志,而范美忠把我们这群身为教师却认为中国没有教育的人,拉到了《教师之友》周围。
      2003年的深秋,一个雨夜,我还在办公室,突然手机响了。电话是郭初阳打来的,他跟蔡少军在成都,和李玉龙范美忠喝酒呢。隔着电话,我仍旧可以听到范美忠的大嗓门,似乎在讨论某一部电影。我想见老范昂首高谈的模样,不由失笑。接下去我跟李玉龙寒暄了几句,因为是初次通话,我不免还有些拘谨。寒暄的内容忘记了,只记得李玉龙富有特色的爽朗笑声。这以后,我愈去愈远,终于陷入教育的泥潭,却也不想拔足。
      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他们对教育的热情,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刘支书助理说李玉龙和范美忠,一谈到教育,就两眼放绿光。我觉得,他们对于教育,就像谈恋爱,且是耳鬓厮磨、如胶似漆、长命无绝衰的那种热恋。按说热恋需要的是激情吧,而激情总是短暂的吧,可是他们两个,竟然乐此不疲,从来没有厌倦了、失望了这样的情绪。这一点,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我真的不能理解。郭初阳说,他认真教书,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对职业的尊重,这跟他为人的严谨和对技艺的执着追求有关,他曾经引用黄灿然论王寅的词语自况:“一个精彩的炫技者”。而我现在也关心一些教育,也做一些小事情,那仅仅因为我明白了,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情。《教师之友》被清洗改组之后,李玉龙曾经来过绍兴,倏忽来去,我们作了一夜深谈。我对自己从事的教育的感情淡漠是无法改变了,但是李玉龙说的一句话却令我心中一动: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情。
      这个观念后来越来越清晰,不久前一个晚上在杭州枫林晚书店听完朱学勤的讲座,人们提到了朱学勤的一句话: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这个意思,傅国涌先生用另一个词语表达:得寸进寸。总而言之,就是做一点事情,哪怕这个事情是微小的,是芥末般不起眼的。
      现在,《教师之友》被改组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我回忆这一年,并不是为了感伤或者愤懑。求仁得仁又何怨,面对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时候,失败或许在所难免。问题在于,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必然失败,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去做的。再者,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了,对于人,对于事,我们获得了更为清醒的认知。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面说,谁也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一点,我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不喜欢用启蒙这个词语,这个词里面隐含着知识者高人一头的精英意识。这个世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不敢说启蒙,我只是尽力表达我的真实想法,便好了。
      我把这一年以来李玉龙和范美忠做的事情罗列如下,作为一段日子的记录。我不相信这些事情有永垂不朽的意义,我只是相信对于中国非人的教育而言,这些事情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
      2004年1月,《教师之友》刊出“那一代”专题,对魏书生、钱梦龙、于漪这三位巨头进行批判,引起了热烈争论。
      2004年3月,刊出对“那一代”继续讨论的文章,其中包括肖雪慧先生的文章。
      2004年4月,徐州会议,第一回青年教师论坛。场面热烈。
      2004年6月,《教师之友》专题,谈教师的知识结构。
      2004年8月,“教师之友”第一届高级研修班,在江苏宝应举办。崔卫平先生等学者讲课。
      2004年11月,网友抗议《教师之友》编辑部被清洗,傅国涌先生撰文支持。
      2004年12月,《教师之友》纪念专号。一个时代终结。
      2005年初,李玉龙范美忠创办网刊《教育飞船》;继《教师之友》编辑部被改组之后,教育在线《教师之友》论坛遭到关闭;不久第一线教育论坛成立。
      2005年7月,第一线教师高级研修班,在成都升庵中学举办。夏中义教授讲课。
      《教师之友》编辑部的被改组,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实在不算一件多么大的事情,你看《南方周末》,不知道被改组了几次了。最近的一个消息是关于《新 ◎京◎报》的,也终于沦陷了。区区一个《教师之友》,又算得了什么呢?范美忠又一次失业,又算得了什么呢?
      

    六、 过客

        我曾经批评老范的文章没有文体感。有阵子他写东西十分随意而凌乱,一篇文章颠来倒去,意思繁复。他的文字有时是断续的,突如其来,如奇峰突起。突如其来的意思是这个想法在文章中如峭壁陡起而没有任何预兆。或者就这么说,他根本就不在乎起承转合。是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种对待文章的态度,跟我还是有大的不同。尽管我现在也认为写文章就是为了表达某个想法,某种情绪,但是我对文字本身有一点想法,我追求较为流利的文字,我希望自己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有如下特征,比如,它是真实的,是生活化的。
      不过后来我想,我还是将写作看作有些类似于某一门手艺的东西,所以我在乎我的表达语言。而美忠在乎的是其精神内核,得意忘言,直指内核,“言”在他那里,跟这个“意”是同一回事。也因为这个,他的文章总是密集的,充满了精神之流。
      这些年来,范美忠一直在他的精神之旅中独自跋涉,他有彷徨,有焦虑,也有内心软弱的时候,庆幸的一点是,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却从来没有因此而伤害他的思想,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此其之谓乎?非但如此,他还一直处在对自己的不断超越之中。
      2002年,当美忠写出《过客:行走反抗虚无》一文时,我觉得他到达了他的一个高峰。就像一个钟摆,到了其最高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他这篇阐释文章,是他最好的文章。之前他也有过许多文章,都不错,比如评村上春树的,拈出一句“现代人的孤独与失魂”,可谓中的,村上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流行,有其理路可寻;比如评余华的三个长篇,《:让人恐惧与颤栗的童年世界》、《虚假而失败的》、《:日常喜剧·生活挣扎》,对余华的创作做了整体观照。我觉得老范对当代作家有着清晰的认识,寥寥几句都能切中要害。对余华的评价,我基本认同,因为余华是我当初曾经喜欢的作家,花过很多时间阅读和思考。我觉得余华从当年的那个冷酷暴力的描述者,到《活着》里面的达观,事实上是一种逃亡。因为余华不够强大,他不可能始终正视这个阴寒冷酷的世界。《活着》里面对苦难的那种视角,处之淡然,事实上就是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里所说的,将心灵化作了石头。
      范美忠在01年到03年,写的文章不少,包括那篇题目很大,实际上还欠严谨的《当代中国文坛何以产生不了大师》,也包括那篇叫人惊服的《诗人何为:读》。但我始终认为最好的便是这篇《过客》的阐释。有人说鲁迅的哲学在《野草》里,范美忠直觉的把握了鲁迅的生命感悟,一气成文,圆融自足,这是一种他别的文章所不具备的完满。正如范美忠评价《过客》的那句:“用如此短的篇幅对整个人生做了如此深刻的思索,涵盖了如此深广的内容也同样让人吃惊。”我同样用这句话来评价他这篇文章。
      有朋友说,范美忠不是对阐说鲁迅有兴趣,而是对阐说他自己有兴趣。这句话说得颇有几分道理。因为范美忠在精神气质上,找到了鲁迅这个同类。于仲达有文章叫做《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他的感觉很敏锐,他们就属于这么一个共同的精神群落。关于范美忠对鲁迅的推崇,甚至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据说在范美忠面前不能提鲁迅的一个“不”字,提了他就跟你急。传说而已,事实上范美忠不可能是一个一切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人,他的文章,也不是因循着鲁迅的话语无法突破,在他对鲁迅的阐说中,有着他自己生命感受的深深烙印。这一点可看作是范美忠的高度,也是一些拥鲁的年轻知识者的命门,他们既已将鲁迅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他们也就掉入鲁迅的是非之中,他们的话语其实便是鲁迅的话语,鲁迅促成了他们的深刻,也导致了他们的局限。
      这个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的范美忠,这个活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范美忠,就不仅仅是那个“不,我不能停下,我还是走好”的过客的现代版本。范美忠是最合适的《野草》阐释者,他也在这一阐释中完成了对自己的一种超越。我在读完范美忠阐释《野草》的一系列文章之后,感到以前被我目为牛人的一些鲁迅研究者,基本上跟鲁迅、跟直觉的生命感悟,还隔着不止一层。范美忠有一种穿透性,直抵本质。
      2005 年,是我一个应接不暇的年份。范美忠的《野草》阐释一篇接一篇出来,每一篇我都是最早的读者之一,每一篇都要叫我花上很大的心力。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死火》,还是《墓碣文》,还是《复仇》,范美忠每一篇都几乎不重复他自己。距范美忠写出《:行走反抗虚无》一文,时隔3年。
      我认为《过客》一文是范美忠当时的极限,而现在,他是在穿越这个极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且容我引用一长段范美忠的文字,对《墓碣文》中这几句话的解释“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范美忠说:“这是生命哲学的诗化表达是存在之思。仿佛物理学和数学当中利用公式来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把握,抛弃了很多具体的原因和内容,比如可能是在醉酒高歌之际,可能是在两性情爱正浓之时,可能是在仁义道德之下洞察到了人性的丑陋之时,也可能是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颠峰之时感到了一种寒冷,窥视到了虚无的深渊,感受到了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形而下的成功和满足是如此的虚幻短暂和不可把握,转瞬即逝。这种无所有,归根到底在于所谓生活的表层的现象界的短暂和虚幻性质,这种生命敏感是对文化伦理的家园的意义安全网的穿透,是一种走向地狱的勇者气质,达到一种存在和生命最深处的本真体验,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心理感觉,是存在的去蔽和敞亮,然后在存在的真实境遇中找到真正的拯救之道,问题在于如何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里出现了一个空缺,从逻辑上讲,这里也说不通,如果说前面是一种生存悖论式的生命感受和存在感觉的体验式表达,无须理由和论证的话,那么得救之道就必须给出理由和解释了,难道仅仅是作者在深渊当中内心的一种渴望,其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得救?这种从深渊到天堂的一跃如何实现?”
      对于这样的言说,我是没有能力再来评述了。因为这是我不能到达的高度。回想美忠起意要写这一组文章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邀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我推谢不能。我跟范美忠说,鲁迅《野草》的语言本身便是敞亮与去蔽,他已经直接达到了,何必再去阐释。一则这是我为自己的不能推诿,一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所以当他的阐释文章不断出来,而且每一篇都不重复,且抛开了所有以往的阐释者的时候,我剩下的唯有惊异。
      不过,我最推崇的还是范美忠《:反思精英心态和超越启蒙》一文。前此的文章,范美忠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鲁迅的阐释者,在这里,他开始超越鲁迅的局限。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启蒙”的超越,一个是对仇恨的超越。
      何谓启蒙,启蒙者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人民到底是否“庸众”?范美忠看到了鲁迅不恰当的精英主义启蒙心态,这跟鲁迅身上的尼采超人哲学也有关系,鲁迅 “企图以超人哲学铸就强魂,在极度孤独中获得担当社会责任和进行精神创造的力量和勇气;同时,以一种我即上帝的超人姿态抗衡个体的虚无;以这种姿态对庸众进行蔑视,保持一种高度自我不顾世俗的特立独行的人格、思想和行为”,而人类究竟不是上帝,所以启蒙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真理在我,而应该是平等的,谦卑的。在这篇文章中,范美忠关于启蒙讲了5点,究而言之是谦卑的低姿态、平等、自启蒙,以及认识到社会进步的缓慢性而有行动的勇气责任的担当。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由衷的为范美忠感到高兴,因为这不仅是对鲁迅思想的反思,也是他对自己过去的反思。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思想革命固然有其合理,而社会的进步恰如抽丝剥茧,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鲁迅说“中间物”,说明他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对仇恨的超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范美忠找到了崭新的精神资源。“对上帝的信仰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而变得谦卑;认识到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没有权力蔑视他人;认识到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忏悔反思自身也是必须的,自己不具有反思和批判的赦免权”,爱和宽容作为一种柔弱的力量,来替代仇恨,或许是另一条道路。一则,仇恨和暴力已经被证明不能解决问题,推翻一个暴君,取而代之的将是另一个暴君。又则,别人的罪,也正是我们自身的罪,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记起几天前跟范美忠的一次通话。他说最近苦恼于写不出《野草》其他篇什的阐释文字了。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写不出,而是他在为无法在近期内超越他自己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而苦恼。这我理解,对于一个鲁迅所谓的“精神界战士”,他面对的对手,很多情况下只是他自己。他并不为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写作。
      但我显然对范美忠有着更多的期待,比如,我希望看到他阐释《呐喊》和《彷徨》的文章。我还想说一句,我的朋友范美忠,就是一个在自己的精神之旅中跋涉而不停步的范美忠,就是那个过客说的: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这种跋涉本身,就是力量。
      
                                2006年1月7日

    July 26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者:马克思)

    July 24

    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标签: 中国历史
    罗志田  

        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回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内地本身的学术语境。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论文、评述、书评和专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 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 ( http://www.tecn.cn )
        
        也许可以说,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对着两个或更多“问题意识”相当不同的“对手方”(这里当然有中外文化或者“国情”的差异,此非我所欲讨论)。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学情”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内地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其“对话”的程度似仍不足;一些外在的研究动向,如近年杜赞奇(PrasenjitDuara)、王国斌(R.BinWong)和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著作,都较多针对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东亚研究的现状(后两者也涉及西方对“世界史”的整体认知),不 一定都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 ( http://www.tecn.cn )
        
        如柯文(PaulCohen)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然而正如柯文所说,他写该书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他们阅读此书,好像“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他也曾担心“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后来因看到“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 不那么隔离”而“终于打消疑虑”。 ( http://www.tecn.cn )
        
        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译本出版十五年的后见之明看,我没有柯文教授那么乐观。尽管该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但就像李大钊曾说的:“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支持或反对傅斯年关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提法,便率多视为口号,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不少今人援引“在中国发现历史”亦颇类此,故此 语流通传播虽广,其“形象”倒还真有些模糊。 ( http://www.tecn.cn )
        
        从我看到的国人对该书的接收和反应看,不少中国读者不仅未曾有意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有时无意中反倒从中国史家 的立场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该书译者林同奇教授在《译者代序》中曾特别申论“移情”的作用,我们有些读者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解读,就比较接近 “移情”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本意。 ( http://www.tecn.cn )
        
        一方面,确如柯文所说,“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西方史家曾试图“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换言之,中国史家的中国史研究也不够“中国”,在基本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层面,与柯文等“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并无大异;不过是从各种“局外人观点”中选择了某些部分而已。这大致是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已达到离不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 架”的程度了。 ( http://www.tecn.cn )
        
        不过,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虽可能无形而实相当深远,对史学而言,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学术传承、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学术传统的形成,特别是一定时期内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的制约甚大。而柯文所见“两个世界”曾 经“相互隔离”的时间对任何个体学人而言其实很长,在此隔离期积累而成的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时间会更长,故其改变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有形的“隔离”即使全不存在,无形的难以“沟通”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日。在努力沟通对话的同时,也要觉察到 从“问题意识”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的既存差异。 ( http://www.tecn.cn )
        
        许多赞赏或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国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若认真看,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中列举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将此与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为三大高潮,并以之为主线来认识近代中国(据当年的分期,仅指1840—1919年)的取向作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实际淡化处理了十九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 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 http://www.tecn.cn )
        
        我不能说胡绳等提出“三大高潮”是主观上有意识地通过对“两个过程”进行诠释以凸显中国本土因素(尽管这在基本思路上非常符合毛泽东的一贯倾向),但从客观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的确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当然,这只是就倾向性而言,实则近代中国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而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史学也从来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惟其体现似在定性方面要多于个案研究。 ( http://www.tecn.cn )
        
        “三大高潮”与“两个过程”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至少体现出倾向的不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来说,“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无论如何,“三大高潮”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中国内地的近代史研究,其一个后果可能导致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无意间被研究者所忽视,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够充分,遑论更广义的所谓“西方冲击”了;但其另一后果,却是很早就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本 土倾向(尽管可能不是有意的)。 ( http://www.tecn.cn )
        
        是否可以说,“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实际挑战了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既存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中国的和外国的)。今日不少中国学者忘却自身的传统,专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国既存的取向,提示着中国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一些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所谓“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我想,要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地的近代史研究,这一可能是无意之中形成的倾向,特别是其怎样形成的发展过程, 还值得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分析。 ( http://www.tecn.cn )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既存研究关注“半封建”胜于“半殖民地”这一客观后果大体可立,则今后的中国近代史恐怕还要增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研究。由于被侵略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甚或决定着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应更加侧重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特别是侵略与被侵略双方在中国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冲突和互动过程。对更广义的“西方冲击”亦当类此,不仅是简单陈述中国的“反应”(如所谓“开眼看世界”及引进外来观念体制等),或应更具体地探讨在中国的西方的言与行,对这些的“冲击”有更深入的 认识后,必能更易领会中国朝野的各种“反应”。 ( http://www.tecn.cn )
        
        其实“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研究模式与“中国中心观”未必势不两立。费正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指出,对于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清廷甚少主动提出修订,这主要反映出中外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国的政教体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条约,也不认为有必要修约。他那时就提出应从提问层面移位到清人方面的主张。此文可说是所谓“中国中心观”的早期尝试,说明只要更加凸显中国“反应”的一面,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反之,如果不移位到具体时段里“在中国之人”的所思所虑,并将其落实到提问层面,则不论发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被“发现”的内容仍是受外在预设影响或制约的“历史”,且非常可能就是带有异国眼 光的“中国史”。 ( http://www.tecn.cn )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七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近代中国人因“中西痛苦的接触所产生的忽视中国”自身的“精神错乱”现象,前引柯文所表述 的西方史家曾试图从中国学者著述中寻觅“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的现象表明,中国学者自己“忽视中国”的倾向仍长期持续,故美国学者感到他们有责任来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但这一研究取向产生于外国这一事实意味着被“发现”的“中国史”很可能带有异国眼光,毕竟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受西方整体史学的影响甚大,其具有的“问题意识”非常可能是西方的(western-oriented)。当中国学者转而“引进”并仿效这一取向时,进一步的可能是中国人“发现”的“中国 史”也带有异国风味。 ( http://www.tecn.cn )
        
        我这里绝非提倡什么“中国人自身的中国史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几乎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更多参考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包括其研究的结论和探索的取向。重要的是在具体研究中更进一步地与外国同行真正进行“对话”,而不是将国外研究作为“通货”一样进行“流通”。实际上,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这恰可能是“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济很早就从学理上论证了异国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他多年来一直提倡一种对某一“文化”的双语互 证研究模式,惜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 http://www.tecn.cn )
        
        早在1922年,李济就提倡一种“在心理学基础上研究语言学”以认识“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在他看来,这类研究的困难在于本文化的研究者有时难以用心理习惯形成于其间的那种语言来描述某些文化现象,若研究者掌握与母语判然不同的第二种语言(这里具体指的是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这样具有根本差异者),如用拼音文字描述象形文字对思维方式的影响,然后对结果进行反向鉴别,则可能认识到特定文化那“心智的起源”,即思想的原初形式(反之,用象形文字描述拼音文字的文明亦然)。这一“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互证的方法”或许是“以最客观的方式研究最主观的自我的方法”。 ( http://www.tecn.cn )
        
        40年后,李济再次对西方学者说,他当年论文的主旨是:“要想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字有透彻的了解。”针对有些西方汉学家以为“无需对中国文字有足够的知识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文明”这一观点,李济提出,像“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这样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参与者“应达到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学会用中国话和中国文字去思考;其次,他必须能用中国语言文字客观地内省自己的思维过程,并用他同样熟悉的另一种语言文字 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 ( http://www.tecn.cn )
        
        我想,李先生对西方中国研究者的要求同样适合于他更关注的中国自身的中国研究者。由于“语言符号与思想的发生、成长、形成和变动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关系”,母语研究者应该说有着某些先天的优势。但李济也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这样的“自我意识”对于人文学研究可能是负面的影响,他在1922年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科学研究的普世性问题,即中国 学者在剥夺科学之“欧洲籍”的同时,自身也应体认到 ( http://www.tecn.cn )
        
        “超越自己国籍界限的紧迫性”,主动“摆脱国籍的限制”。从这一视角广义地看李先生提出的双语互证研究 模式,异国眼光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就更明显了。 ( http://www.tecn.cn )
        
        进而言之,颜师古早就提出“古今异言,方俗殊语”的见解。从20世纪20年代政府在学校教育中正式确立“国语”(即白话文)的地位后,古文在中国已是几乎不再使用的历史文字,今人读古书与学外文实有相类处,读错的可能性几乎是人人均等。在这一点上,中外学人大致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读“懂”的程度主要靠后天的训练。套用韩愈的一句话:中国人不必不如外国 人,反之亦然。 ( http://www.tecn.cn )
        
        对史学而言,所谓“地方性知识”或应包括时空两个层面。空间层面似不必论,而时间层面的“地方性知识”主要是说:即使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空间)里,对同一文化系统内的今人来说,古人实际已是“非我”或“他人”。《庄子》中的师金论世变说:“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其所说的虽是礼仪法度当应时而变,也暗示了古今之间的“断裂”犹如周鲁之为“异国”(当然,先秦“国” 的概念未必等同于今日流行的“国家”)。若本陈寅恪所倡议的“以观空者而观时”的取向,时间层面的“外国” 或“他人”亦自有其“地方性知识”。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曾说,19世纪中叶的法国小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或者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已逝的往昔其实是无语的, 它不能在后人的时代中表述自己,它只能被后人表述。 ( http://www.tecn.cn )
        
        既然西潮早已成为今人面对的近代中国“传统”之一部分,既然我们过去的研究也未曾离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或不如提倡去揭示“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即将“在中国发现历史”落实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如柯文所说,史家“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往往决定着在数量无穷而沉默不语的往昔事实中“选择什么事实,赋与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若能尝试依据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虑所为进行提问,并探索怎样解答,或者真能产生包括时空两层面的 “地方性知识”。 ( http://www.tecn.cn )
        

    李大钊曾说

    李大钊曾说:“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
    July 23

    我们国家的道路 朴正熙

    我们国家的道路

    ——社会复兴的思想

    (南朝鲜)朴正熙

    陈琦伟等译

     

     

        深夜,倦意袭来,我闭上眼睛,脑海里追忆着祖国历史的艰难历程。我想,我们的历史遗产落在我们的肩上是过于沉重了,好象使我们无法前进。自从1945年光复以后,我们的国家遭受了特殊的苦难,17年来,两届充斥着贪污腐化的政权制造了今日危机的基础,我们正陷于贫困和痛苦的恶性循环之中。

        我思考着,难道就没有办法使国家复兴吗?难道就没有 办法改变我们民族的衰败面貌,同时,建设一个健全的、民主的福利国家吗?难道就没有某种办法来完成一场“人的革命”,以便使我们的人民能够不再说谎,抛弃趋炎附势、游手好闲的恶习,重新成为勤勉的劳动者,来实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没有穷人的、繁荣和富裕的国家吗?

        我们一定会有办法。我们的人民一定会踏上一条复兴之路,尽管在我们的前头还会遇到种种痛苦、艰难和挫折。“至诚则金石为开”。

        我懂得,一个病人不能仅靠一次所谓革命的外科手术来治愈;他的健康也不能仅仅靠切除病灶而达到。要防止旧病复发,就需要经久不变地讲究卫生和保持一个强健的体魄。

        但是,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出路呢?应当有路,有某条路。我常深夜迟迟不能入睡,思考着我们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草草记下不时产生的想法,按顺序整理出来,便写成了这本书。书中的叙述是粗糙的,描写也常常过于零散,但通观全篇,它相当忠实地表述了作者的思想。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反省过去历史赋于我们的种种恶习,抛弃从李朝继承下来的宗派意识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产生的奴性思想;坚定地建立健全的民族道德观念,没有一场人的革命,社会重建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特别是,我们必须结束农民的长期贫困,学习丹麦的榜样,把国家资源投入到创造繁荣的农业社会的方面去。

        今年,我们开始执行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消除长期以来一个接着一个的贫困灾祸,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打好基础。一个自由社会如果没有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保证人民的生存权利,它是无法存在下去的。在执行经济计划中,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小限度的计划”来实现“汉江的奇迹”是取得超过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唯一途径。

        北韩的共产主义傀儡集团已经在“千里马”(一匹日行400公里的马)的口号下开始实施一项强迫制订的发展计划。这是一个邪恶的计划,旨在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和铲除民主和自由。我们的基本信条和信念是,没有民主自由和创造精神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和进步。我们与其象兔子一样开始时跑得很快,但却半途停步,倒不如象乌龟一样缓慢但稳步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

        第三,我们必须重新建设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从引进民主制度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要使它扎根于韩国现实的土壤中。我们必须努力建立韩国式的福利民主制的基础。必须掀起全国运动,(1)(原文如此,似为“以”字的误排——中朝网注)自由公民必须具备的健全的道德观念来训练人民。如果想要人民能够选举他们的代表,并在这块土地上以正确的方式行使民主,就应当向人民灌输自主精神。没有自主精神,“人民作主的政府”就不可能行得通。一位外国新闻记者在谈到自由党政权下的韩国时说:“期待民主在韩国成功就像期待垃圾箱里开出玫瑰花一样。”而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把充满过去失败的垃圾箱当作肥料来滋养民主这朵美丽的玫瑰花。

        革命政府已允诺恢复文官政权。革命军队为了尊重人民并带着把祖国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强烈愿望而举起了革命的火炬,他们内心中的唯一想法就是给祖国带来繁荣。因此,一俟文官政权恢复,他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让祖国重新处于以前那沾染着腐败和不义的一小撮贪婪无餍的政客的统治之下。我们最大的希望莫过于能够看到一批新的、年轻而真诚的政治家登上舞台,坚定而负责地承担起管理国家的任务。

        一场革命马上导致一场变革和进步。我们担心原有的病菌在旧病未完全治愈以前再次侵入手术后留下的伤疤之中。 我们期待从更年轻的一代人中产生一批新的有能力、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以组成一个新型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人的革命”毕竟意味着是在民族领导精英中的一种改变。

        当今这10年的世界历史“是一个落后民族苏醒的时代”,是一个这些国家地区进行“经济竞争”的时代。对我们的人民来说,当今时代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一个困难的抉择在期待着我们——是利用这一机会来获得最佳利益,还是被拖回到民族灾难的巨大动乱之中。要么是重建,要么就是毁灭。在这个关头作出正确选择是对我们民族命运的最有决定意义的考验。

        对我们的民族来说,一定有一条路——一条宽广而又开放的道路。

     

    朴正熙

    1962年2月

    July 13

    男儿意气,无关富贵 ZZ

    男儿意气,无关富贵 ZZ 2008-07-10 22:02

    等终军之弱冠——记我为何南行从戎

    高明

     

    十三天前,我还是一名在读学生,来往于朗朗的课堂,沉浸于一塔湖图的优雅与闲适,面对着冰冻的未名湖啧啧赞叹。时而,也会望着首都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中关村处处奔忙的脚步想想应该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思索着的柏拉图――和其他学生一样;

    十三天后,我成为第二炮兵部队的一名战士。告别了喧闹的首都,来到中国南部边陲的云南,穿梭于凝冷的校场。哀劳山边暖暖的阳光是会让常人慵懒的,但我却努力遵照着军人的纪律与自律,准备承担起军人的使命与责任――与其他战士一般。

    我已然是名军人--虽然这不是终结;我还将前行。

    中国的文臣与武将历来分列而站,界限分明。这种分工导致的割裂逐渐走向了极致。文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孱弱的象征,武夫则成了粗陋的代名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易让人想起“俺一介武夫,是个粗人”的告白,“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更是道出了“百无一用是文人”的辛酸。王勃无路请缨的自叹,惆怅中多是无奈;班超弃笔从戎的决绝,却平添几分悲壮。社会的良心于社会的脊梁竟是如此的割裂。

    然而,文武之道并非泾渭分明。钟繇、张芝皆以书法著称于世。孙过庭《书谱序》中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而鲜被提及也鲜为人知的是,钟繇子钟会、张芝父张横皆一代名将。我相信,书法与剑道、挥毫泼墨与征战沙场有着内在的相通。但历史上真正全具文武者寥寥。

    终有宋一代,以放翁诗留名的陆游尚能闻鸡起舞、剑不释手;以稼轩词传世的辛弃疾胆略有如词风,弱冠之年兴兵抗辽,奇兵致胜;丹心照于汗青的文天祥文武状元,辛苦遭逢,干戈寥落;其余不足论。“六一居士”独无一柄巨阙剑。

    文人缺份刚气,武士少些儒雅。《世说新语》所载便是一幅“面若冠玉、唇若涂脂”的女人姿态,及到贾宝玉更是一个极致。

    这样的形象令我汗颜。

     

    我世居秦故地。先祖尚武、知耕,临函谷而望诸侯。及其扫平六合,分天下以为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奋余威,南通灵渠,平百越;北开直道,征匈奴,王师所向而披靡,帝国之业遂就。海内归一!直道,这古代的战略高速公路,至今在家旁的子午岭里延伸,清晰可见。

    高姓源于姜姓,出于齐鲁。齐鲁东方富庶之地,太公周公所立,尚教化,民以仁德称;更兼两夫子所处,诗书传家,六艺不失。

    我承秦齐传统,希望文武不失。

    男儿志在四方!当腹有诗书,胸有韬略;文章传世,疆场建功。慎防志大而才疏,不惧雁去无留意。

    曹操戎马一生,赫赫武功;东临碣石,歌以咏志,实为旷世之才,人中龙凤;惟毛泽东天纵英才,可与争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或不能止,然心向往之。

     

    在当代中国,军人是一种让人起敬的荣誉的称号。这种荣誉来源于奉献,与教师相同,但却多出了一份艰苦磨炼甚至牺牲的内涵。衡阳雁去无留意,将军白发征夫泪;欲饮琵琶马上催,古来征战无人回。古今一致。

    恃文者亡!军队是国泰民安、国强民富的保障。《孙子》是我国也是世界军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清人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足见其思想之悠远深邃。《始计》开篇便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成为军队建设总括性的经典表述。

    夫子说,“如有王者兴,必世而后仁!”《易》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威行天下”,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曹操《孙子序》说“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便是最好的注解。

    特别是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之后,国家防务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人类共和是最终的理想,我相信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我相信1492年以来的全球化带来了大同的曙光,我相信民族国家日趋衰弱、逐渐不再能保证安全与繁荣并日渐成为其阻碍时必将走向消亡――但这只是最终的梦想,自立于不败才有可能见证,否则便是自取灭亡。戈尔巴乔夫便是前车之鉴!

    在行动上,我是完全的现实主义者。我坚持致人而不致于人,先胜而后求和平。乐而忘忧者灭,安而忘危者亡。在目前我国以善意的姿态谋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建设强大的战略威慑力量以自立于不败以遏制战争更为必要。

    和平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巨大进程。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无不伴随着扩张与战争,无不导致各国版图的变更和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动,这一战略在国际上颇受疑虑。一位学者这样描述和平崛起中取得国际社会认同和善意的艰难:几百万几千万年来,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的;突然有一天,中国人说,太阳要从西方升起了!我们所致力于的正式如此天方夜谭般的事业。

    目前世界仍很不太平,国家的统一尚且阻力重重。我们即便有和平发展之心,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各大国也要有容我之量。和平不是祈求或一厢情愿的善意可以得到的,建设强大国防、自立于不败才能将和平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至目前小康社会的建设,都需要有长时期的和平保障,需要全国各界特别是军人、军队的努力。而在这其中,第二炮兵部队的战略威慑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第二炮兵部队是我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久经战阵,功勋卓著,能在二炮服役是我的荣耀。

    马克思说,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我更深谙形胜于言。

    夫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自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我曾至会宁,知当年人才济济,多年少英武;会师堂中遇五百年贡桌,思文化积淀之深之厚;于金城兰州,见西路军累累白骨,惨烈之至;至东北,于沈阳见战场遗迹,血泪斑斑,觉关外三省沦陷之痛;遂至汨罗,吊屈原,想见其为人。

    我曾东至齐鲁,见文化传承之盛;西至敦煌,见瑰宝之奇之美;临泰山之顶,悟独尊之魂;北去哈尔滨,见冰雪晶莹,宛若幻境;下江南,见风光秀丽,江山多娇。

    几千年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文明的传承需要炎黄子孙文武兼备,自强不息。

     

    兰州碑林中有一幅字,“书读五车,才分八斗,不叫一日闲过”,内容不如书形刚劲;每至一处,都思“文质彬彬”。游历途中,每每听到“看,大学生!”时,我就知道,这赞叹中更多是期许。但家国天下的责任我又担得了几分?

    父亲刚毅,然天不与时;母亲柔弱,亦三迁教子。我无父气度,乏母坚韧,但亦知男儿当以天下为己任。古人讲文能定国,武能安邦,顾炎武说“天下之兴亡,而匹夫匹妇为有责焉”。用现代的概念来讲,这是对每个公民的要求。对于自己,我们却应当说,天下兴亡,责任在我,直指己身。

     

    北大自建校之始,兴亡感与责任意识便成为一种自觉而内在的承担。这种兴亡感与责任意识促使每一位北大学子奋进。作为北京大学第一名义务兵员,更是我的荣耀。

    我耻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闲散,必当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迈,也深知倚天万里须长剑的修身之本。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君子知天命而修身济世,自可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己心。

     

    每当听到“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心弦便被拨动。“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与“当仁,不让于师”的求知勇气是如此的相似,无丝毫怯懦的谦卑。

     

    王勃二十岁文不加点,才惊四座,一赋而传千古;李广十七岁挂帅,北却匈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也值弱冠之年!《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正如毛泽东所说,我深然其言。

    未明依旧,博雅依旧,燕园依旧,我独南行!我只是实践着每一个男孩儿时都有的梦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