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你要社会主义，我要群众！
 
CCTV.com  2008年10月12日 13:51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再过一个月，就是杜润生老先生的95岁生日了。在他的90岁生日那天，同事朋友们为他组织了一个庆祝会，老爷子发言，开口就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老年精神生活的总结和理想，可惜夫子没有活到更久，没能道出一个9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怎样的情怀和思考。

　　杜老先生90岁之后念念不忘几件事。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年方37岁，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这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老家山西太谷的杜润生本人就出生在破产的富农之家。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农工部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随后的两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邓小平曾转述毛泽东当时的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

　　发愁粮食吃不完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虽然在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载光阴，但杜润生“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与政治上陷入低谷的杜润生相比，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社并大社、全民办工业等运动之后，又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首先是一个生产大发展运动，组织一支农业生产大军，发展生产力。在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曾几次说，合作化后，“15年超英，30年赶美。英国是地球上的富裕中农，美国是地主富农”。

　　杜润生记述说，“大跃进”时期，一次毛泽东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为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粮食是可能的。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于是，包括杜在内的负责农业的领导都被找了去，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

　　“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1万斤，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酿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最后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三三制”！即只用耕地的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杜润生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

　　同样负责农口工作的廖鲁言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而杜润生则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用的是移植法，几十亩地的红薯都移到一亩地里。

　　为此，杜润生自己专门到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

阳关道与独木桥

　　“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复出时的杜润生如此解读时代的风标。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的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地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为杜润生老先生整理过自述录音的学者高王凌说，这是首次听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当时还不让登报。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就描述了当时的争议。

　　你要社会主义，我要群众！

　　其实，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来检查时，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干部走了，又各干各的。”当地的省农委领导马上认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周其仁是杜润生弟子，也曾在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过。在他眼中，包产到户这一重要变革中，杜润生的个人因素巨大。“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正是杜的圆通和协调，促成了75号文件以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亿万农民面前。

　　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再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有人称他是经济学家，但他自己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

　　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至今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杜老回忆，当时农口有一位老干部，为人正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五个“一号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这五个连贯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别是：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杜老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长期不变”四个字一下子解决了农民对农村政策多变的担心，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杜润生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而一向是集体主义模范的大寨村，其领头人陈永贵在北京听到消息，表示犹豫，“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多数群众愿意干，社员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无声的晚年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支持我们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他(杜老)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依然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颠簸在中国的乡村。周其仁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那段举国上下朝气蓬勃的改革岁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一生与农村问题结缘的杜润生，在复出农口后的第10年，正式退了下来，那一年，是1989年，先生76岁。

　　曾经跟随他的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已经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但中心仍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20年来，老先生坚持着每天清早8点半就来到这个办公室，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也是他规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90岁以后，杜老渐渐失去了听力，这位曾经对农村历史发出过洪亮声音的老人，晚年独自沉浸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之中，所有交谈都需通过纸笔来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当下中国的阅读、观察与思考，他思维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作者：张木生

2009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杜润生

 

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已28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认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部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是表彰，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作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义，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与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粮食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形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年青人很冲动：“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的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主振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机和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分寸。文路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手头的《炎黄春秋》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杜老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有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杜老老而弥坚而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这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有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聊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陈四益：《作秀的难处》，《读书》2008年第9期）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责任编辑　吴　思）

留侯论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原文】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值得算作勇敢。天下间真正勇敢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大志，目标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朝正很强盛，秦王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末余之势可以驾驭（连上句意思是：在锋芒之势上，是没有可乘之机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藉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自然，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恐，项羽不能使他发怒。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因此随随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言外之意：正因为张良有能忍之大度，所以，尽管他状貌如妇人，却能成就大业，远比外表魁梧的人奇伟万倍）！

【赏析】

　　本文系仁宗嘉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