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与道德

字号: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09-6-26 20:43    作者: 王小波    来源: 《我的精神家园》  

        知识分子搞学问，除了闭门造车之外，与人讨论问题也常常是免不了得。在讨论是应该取何种态度，是个蛮有意义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有些见闻，虽然还不够广博， 但已足够有趣。先父是位逻辑学家，在五十年代曾参加过“逻辑问题大讨论”，所以我虽然对逻辑所知不多，也把当年德论文集找出来细读了一番。对于当年德论争 各方谁对谁错，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论战的态度却很有看法。众所周知，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只要能争出个对错即可；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 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得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逻辑问 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扯上这么多，实属多余；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位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种论战的方式有恫吓、威胁之 意。一般认为，五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论战各方都没有因为论点前往北大荒；这是必须肯定的。但要说大家表现了多少君子风度，恐怕 就说不上了。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等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 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放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根据文献，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 研究右派分子在旧社会的作为，女右派结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窥女浴室的问题。当然，这个阶段发生的事已经不属于讨论的范畴，但还属论战的延续。再以后 就是组织处理等等，更不属于讨论的范围；但是它和讨论有异常显著的因果关系。

　　“文化革命”里，我是个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两派，他们 中间的争论不管有没有意义，毕竟是一种争论。我记得有一阵子两派的广播都在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倘若你因为双方都在表示自己将革命进 行到底的决心，那就错了。大家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对派是毒蛇的那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它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 冻僵呢——朗诵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并且感到不寒而栗。据我所见，这个希望落空了。后来双方都朗诵另一篇光辉著作《敦促 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显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但是对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最后灯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打了起来。这以后的事虽然有 趣，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围。

　　“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有一个阶段，虽不属论战，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份不纯或者道 德败坏；要么发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要么逮住他们干了有亏德行的事。在后一个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女呆在一个屋子里，对立面必派出一支精 悍队伍埋伏在外面，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门进去。我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斯文人，其实凶蛮得 很。这使我感到，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道德优越，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时侯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

　　现在，任何一个 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奸；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就 会得到这种结果。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方式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力，就 给对方组织处理；有武力，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而且你在哪个领域 争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而且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坏；那么好人该有好报，坏人该有坏下场，当然是不言自明。前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种争 论，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种争论，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很容易看出来。

　　现在我已是个中年 人，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发生了，但我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谁好谁坏。很难听的话是不说了，骂人也可以不带脏 字。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或是电影，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还是为之庆幸，我还拿不准；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发生的争论之中， 还有让人大吃一惊的言论。举例来说，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 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有探 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 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 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感拿自己的人品去 冒这个风险？

　　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国产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看， 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论 战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虞，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不管影视也好，文学也罢，倘若属 于艺术的范畴，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至不济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一扯到道德问题，就让人裹足不前了。这种怯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而恰 恰似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我乐于受到指责，并且负起责任；但这种不道德决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电影。

　　假 如我不看电影，不看小说，还可以关心一下正经学问读点理论文章、学术论文。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什 么什么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因为我害怕看完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冒反对马列主义的危险。诚然，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 实质上在反对马列，但我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仇恨。

　　其实，不光是理论文章，就是电视剧、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 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 了一批刷猴子的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 没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电影、电视、小说、理论文章 都可以强我喜欢（只要你不强我去看，我可以喜欢），连猴戏也要强我喜欢，实在太过分了——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

　 　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 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假设文化 领域里的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重大的论争就该有重大的结果，但这实在令人伤心——一些人不道德、没廉耻，还那么 正常地活着，正如孟子所说：无耻无耻，无耻矣！我实在不敢相信，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人。除了这两种结果，还有第三种结果，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脸的争论 道德、廉耻，争完了就忘了；这就是说，从起头上就没有把廉耻当廉耻，道德当道德。像这样的道德标准，绝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

　　我 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 发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这是因为，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论域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 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重视清洁。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原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 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撅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 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撅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决 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得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在好言相劝：算了罢，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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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林昭的灵魂》

BY Drunkpiano

豪车撞人显示中国资本势力的嚣张？

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不断改善和日趋紧密，孙中山的一些主张在大陆开始重新获得青睐。在中国大陆，一直有人用孙中山的军政、 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论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国家主义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一些官方理论家甚至 用孙中山的主张来佐证和谐社会的理论，在官方媒体上大力论证如何把"节制资本"作为构建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有力武器。

节制资本的拥护者还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中找到了许多资本必须节制的理由。有人举证说，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给人们的一个教训， 是让人们懂得应该节制资本。还有人指出，看看那些频发的以宝马为代表的豪华轿车撞人事件，就知道中国的资本势力有多嚣张，不节制行吗？甚至有人对国有大电 信公司和银行独占机场和火车站的贵宾室，只看贵宾卡不收钱，拒非持卡顾客于门外的做法愤愤不平。激进的人士更是"重提"马克思的老话：资本来到人间，从头 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温和的人士则号召人们"重温"孙中山的语录：节制资本，扶助农工。

从上面举出的金融危机、豪车撞人、认卡不收钱三个例证来看，节制资本似乎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节制谁？谁节制？

但是，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让我们再把上面三个"力证"展开来看看：关于第一个节制资本的证据：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是" 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坏账引发的。而这两家公司主要是执行政府住房政策的工具，且受政府担保，其行为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而非资本行为。这个证据告诉我 们，更多是要节制公司的政府行为，而非资本行为。

关于第二个证据，豪车撞人不是资本行为，还是资本家及其富二代的非经济行为。这个证据最多告诉我们要节制资本家及其富二代的嚣张行为，而不是节制资本本身。而汽车撞人这种行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已经得到解决。难道要为穷人车撞人和富人车撞人分别制定两部不同的法律吗？

关于第三个证据，作为贵宾室占据者的中国移动、联通、各大银行和作为被占据的飞机场火车站贵宾室都是国资，都由政府直接管 理经营，私人资本完全被排除在外。这个证据反映的是政府权力和国有资本的联姻，是政府与国企之间的权钱交易。如果这个例子被用来证明权力与国资的联姻应该 解散，我完全同意。

在孙中山所宣扬的"节制资本"中，资本的节制者非国家与政府莫属。拥护孙中山主张的人似乎也默认孙的看法：应该用国家权力来节制资本。问题是，节制官僚资本，还是节制私人资本？如果是节制私人资本的话，我们从上面三个例子中根本看不到私人资本的影子。

也有人解释说，节制资本当然是节制以国资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最大差异就是其中包含 国家权力与否。所以，节制官僚资本的本质是节制权力，而非节制资本。在中国，资本之所以常常变得格外张狂、可恶，正是因为他们常常与权力穿一条裤子，假借 政治权力之威。

历史

所以，在中国，如果笼统地说，节制资本，而不指明节制官僚资本以及其中的权力，那是非常误导的。如果节制资本指的是用权力 来节制权力化的资本，而目前的权力资本化正是现行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产物，这不是要让犬科动物繁殖出猫来吗？在制造权力化资本的体制下，其所能繁殖出来 的，只能是更多的权力化的资本！如果主张用国家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那无异于把黄鼠狼请进鸡笼。赋予黄鼠狼节制鸡的权力，正是黄鼠狼梦寐以求的。不节制权 力而只节制资本，或用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遭殃的必然是私人资本。

其实，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节制资本和消灭资本的历史。数千年的帝制时代一直重农抑商。民国之初，当中国还没有什么私人资 本的时候，孙中山就高呼节制资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私人资本被节制得一干二净。直到今天，私人资本还是被节制得弱不禁风，长期软骨缺钙， 只有扶着权力之墙才能勉强站起来。尽管如此，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在中国，向资本宣战的战书，一道接着一道，却少见有宣扬节制权力 者。如果只向已经被权力或踩在脚下或玩于股掌之间之间的私人资本宣战，那是协助狐狸欺负鸡的勇气！到头来，节制资本反而变成维护官僚资本和权钱联姻！

注：本文不代表BBC的观点和立场

在本篇序言的最后，我还必须特别地申明我对康有为的敬重。

本 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伪。如果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话，那么，我已将怀疑放到了较大。也因为如此，本书看起来有点“专揭老底”的味道。康有 为确实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后来居然会有人以档案、文献一一严格核对。我的这种般般较真，当然不是与康有为过不去，而是为了 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康有为确实在《我史》中有一些作伪，但不作伪的政治家又有几何？职业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本事，不正是 破译作伪的证词，揭开被掩盖的谜底？更何况康的一生处处失败，若没有“康式”自我打气，恐怕是早已气馁。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孙宝瑄，在康风光的那些日子里，看不太起康，但到了康倒台后，反而在日记中写了几句公道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 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章太炎）、浩吾（叶瀚）咸在，问傅相（李鸿章）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 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 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 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 合肥（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太后默然。

“有人劾余为康党，余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

而 戊戌变法主将之一张元济，在政变后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细心地想起来，康也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以一介书生，年方四十，却创造了历史的伟大画面。当时与今天的人们，可以向康提出无数指责，康也确实有着种种毛 病，但历史的最奇妙之处就在于不可重复性。事情已经发生了，假设再多，也只能是寄托着一种心情而改变不了历史的本身。

康的业绩是不能否认的，康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康的粉饰也是应当擦去的。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不矛盾的。“尊尊”、“贤贤”不再是今日历史学家的工作态度，他们的工作，只能是“求真”，无论对待何等样的伟人，均应予以平视，并作平心之论。

天色暗了，窗前的树暗了，我的心也暗了。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心。